云冈石窟创建于约1600年前，费时近百年，用工难以数计。参加开凿的工匠来自四面八方，不仅有北凉等西域国家的工匠，就连当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艺术杰作的创作。云冈石窟最主要的价值，便是把北魏时期的诸多文化包摄于其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中国佛教石窟文化，创建出区别于其它石窟文化的“云冈风格”。这个被后人称为“云冈风格”的石雕艺术，受印度艺术的影响甚深，是中国艺术和印度艺术的融合体；同时，印度的造型艺术又受希腊艺术的影响较多，也就是说，“云冈风格”是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和希腊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体的艺术结晶。      公元3、4世纪正值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的鼎盛阶段，中国的佛教亦处于兴勃之时。此时，以犍陀罗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印度佛教雕造佛像的艺术，也正沿着古丝绸之路逐渐东传，先是进入了西域、河西一带，最有代表性的是古龟兹国所建的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了。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城东克孜尔乡的明屋达格山，洞窟凿于渭干河河谷北岸的悬崖上，颇似云冈石窟的地理形状。整个窟群共有236个洞窟，现存塑像和壁画较完整的有74个，它包容了古龟兹文化、犍陀罗文化和汉文化的诸多艺术成分。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      甘肃敦煌石窟以其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著称，堪称河西地域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东传的代表石窟，尤其在西凉时所造石窟，从艺术风格上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影响最大。《魏书·释老志》说：“太安初（455年），有狮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平城）。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 ，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可以看出，太安初来到平城的斯里兰卡僧人难提，是一个雕造佛像的高手，他们这次所带来的3尊佛像，为云冈石窟佛像的雕凿提供了很重要的模特。另外，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除了有平城本地人外，还有来自北凉、辽西、中山等地的，甚至还有高车等诸民族的，诸多艺术风格在平城交汇、碰撞，形成了 “云冈风格”。      云冈石窟的价值是多方面、多层面的。云冈石窟不仅是一座弘扬佛教道义的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一册蕴涵着北魏王朝在平城建都近百年历史的政治画卷，如果把甘肃敦煌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比作一部“历史长卷”的话，那么云冈石窟就是一卷北魏的“断代史”。      一是揭示了北魏统治者的宫闱隐秘，最主要的表现在“造像与帝王象征”一事。文成帝“复佛”伊始就明令建造石像，且“令如帝身”。到了昙曜开凿五窟时，以之前的“太祖以下五帝造丈六金像”为故事，开凿了第十六窟、第十七窟、第十八窟、第十九窟、第二十窟共计5窟。在云冈石窟中，“佛帝合一”，一佛像象征一帝王，总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6帝、1太子（恭宗晃）、1太后共8人，都在石窟中有象征的佛像，这些造像的安排和雕造，都含有一段隐秘的历史。特别是第五、第六两窟的修凿，以及为冯太后建佛母塔等，揭示出献文帝、孝文帝与冯太后三代的纠葛和恩怨，稍稍揭开了这段历史内幕的一角。      二是突显出北魏平城时期曾出现过的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鲜卑拓跋氏以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北部，形势迫使它不仅要与汉族，而且也必须要与其它少数民族发生撞击、融合。云冈石窟中有一方“大茹茹”的残铭刻记，记录了北魏太和年间（477—499），柔然族大可汗之妻礼拜云冈石窟，并在第十八窟窟门西侧中层雕造了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的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拓跋氏和柔然人（茹茹）一段和平相处的历史。      三是真实地记录了史籍中所缺乏的北魏都城民俗。如在第十一窟的“太和七年造像铭”中，提到平城“邑义”这一民间居士们的佛教组织，以及他们对佛教的信仰状况和研习义理的活动，反映了北魏时期京都的民情风俗 ，填补了文献上阙如的空白；另如第三十八窟中的“攀缘土桩”杂技浮雕，再现了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的长安民间杂技表演。      四是以实物形状，再现了当年的建筑原貌。云冈石窟的浮雕中，有很多关于建筑形制的雕刻，如塔、屋宇、城池等，这为早已消失了的北魏建筑的形制和规模提供了实证，难怪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参观考察完云冈石窟后，感慨地说：“在云冈石窟，我们得见六朝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