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因为曾经在遗山（今山西定襄东北）读书，所以自号遗山山人，世人也称遗山先生。生于金鼎盛时期的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卒于蒙古国蒙哥七年（1257），死后归葬故乡舟山下山村（今山西忻州市韩岩村）。元好问墓就位于今忻州市城南五千米的韩岩村西北，1962年被评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区。      元好问的先祖为鲜卑拓跋氏，后随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改姓元，五代后移居山西平定，其曾祖曾任北宋隰州团练使并，移居秀容；祖父在金国为官；父亲元德明，擅长诗歌，但多次参加科举却不曾及第，于是在乡里终身教书授业。元德明兄弟三人，而他也有三个儿子，元好问是老三，生下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了当县令的二叔，之后随叔父游历四方。      元好问天资聪慧，家教极好，八岁便会作诗，被人们视为“神童”，先后受过翰林侍读学士路泽等饱学之士指教诗文，这为他的学识和文学水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公元1214年，蒙古大军杀到忻州，元好问之兄元好古也罹难而死。金章宗南渡黄河，逃往汴梁。蒙古与金在山西展开了拉锯战，百姓纷纷难逃，元好问也携家带口，与叔父一家一起逃到河南福昌三乡镇（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来又定居登封。元好问之前也参加过几次科举，但不幸没能入选。      公元1224年，三十五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他宦海沉浮的为官生涯，开始充任史官，但他不满史官的冷宫生活，很快辞官回到家中闲居。公元1231年被再次启用，在河南各县做官，后来又被调入京城，在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      但公元1233年，汴梁守将崔立献城降蒙古，元好问被蒙古人俘虏，软禁在山东聊城，金国也就此灭亡了。公元1238年，蒙古人将他释放，于是他携家再次迁回了故乡秀容。从此隐居不仕，以金朝遗民自居。      元好问时刻不忘故国，认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任”，立志要完成全部金史的著述，以寄托自己的亡国之痛。他在韩岩村自己的家里建了一座专门为修编金史储存资料的亭子，他把自己修编的金史称为“野史”，把这座亭子也就称为“野史亭”。蒙古统治者曾经请他出仕为官，遭到元好问的拒绝，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诚。却为金史搜集资料，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常年奔走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同时，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其他金朝遗民对他的做法非常不理解，时常恶语相加，但元好问一直忍辱负重，用心把搜集到的金国朝廷当时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多达上百万字。他还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代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      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使得元好问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      元好问虽然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大多是出自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此书未流传至今），所以《金史》也成为宋辽金三史当中最完善的一部。      元好问是金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巨匠。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数量繁多，所作诗歌按照他学生的说法有5000多首，但由于战乱流失，流传至今的有1365首。这个数量只有北宋苏轼、王安石，南宋陆游、辛弃疾比他多，别的五代宋辽金元时期的诗人都比不上他。词作现存380首，除了辛弃疾也没人比得上。而元曲是元代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艺形式，元好问则是元曲制作的先驱者之一。      他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写实，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文人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李白、杜甫），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韩愈、欧阳修），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苏轼、辛弃疾的字）而下不论也。”《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元好问还是一位高明的文学理论家，在诗歌理论上，他甚至有高于苏黄（苏轼、黄庭坚）之处。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主张发扬风、雅、汉魏、李杜诗歌的宗旨，写人生、写真诚、意出天然；反对齐梁、西昆等诗派的浮靡、险怪、晦涩等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认为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这些诗歌理论既总结了前人的成败得失，也给后人指出了诗歌创作的可行之道，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河东地区文化事业向来发达，是历代诗人名家辈出的地方，在中国文坛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诗经》305篇中，出自山西境内的就有《魏风》、《唐风》19篇，其中更有不少经久不衰的名篇。至唐代诗歌大盛，王勃、温庭筠等更是群星璀璨。但从五代起战乱频繁，山西、河北成为了主要战场，而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方偏移。但到了宋辽金元时期，情况又稍有好转。全唐诗中收录诗歌48900多首，作家2200多位，其中山西籍的作者有60余人，王维、王勃、柳宗元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在唐五代时期的词作者中山西籍的杨贵妃、温庭筠、李存勖等都非常有名，尤其是温庭筠最具盛名，词作数量居全唐第一。      至宋代，《全宋词》收录词人3330多位，词作19900多篇，其中山西作者只有10人127篇，主要的如司马光、赵鼎、司马桓等。总之，自隋唐至金元，无论诗词，山西作家都曾开风气之先，虽然五代辽宋时期，山西文人有些凋零，但从金代起，以元好问为代表的山西文人又开始生机盎然。以这样的雄厚的力量和丰富的作品，山西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