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冈石窟主景区东边，有一条南北纵向的沟，沟东岸的北崖下，是云冈第三窟。在整个云冈石窟群中，第三窟最大也最奇特，这样的石窟，不但在云冈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石窟群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第三窟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平台，平台东西各凿一石塔，今大多风化，仅能看出三层。平台下是一较大的广场，第三窟的两个窟门就在广场北面。穿过窟门可进入内窟，内窟的形状非常不规则，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42.7米，高13.6米，两侧深达15米。如此巨大的洞窟，当年开凿时并无造像和浮雕，基本是空的，现在看到的凸出壁面两侧的三身大像，是后来补刻的。      和目前云冈石窟其他一些富丽堂皇的洞窟比较起来，第三窟的确显得有点寒酸，然而千万不敢小觑了这个第三窟——云冈石窟的第一斧，便是从这里开始开凿的。指挥凿下这第一斧的人，是北魏第一任“道人统”法果和尚；指使法果开凿云冈石窟的，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      公元397年，道武帝拓跋兵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在赵郡（今河北赵县）结交了法果和尚，对法果颇为赏识。拓跋原本对佛教就有好感，攻下后燕后，就严令北魏军队“所径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攻下中山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北魏的天兴元年（398），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大同），下诏请法果赴京，并任命他为第一任“道人统”，主管全国宗教事务。法果奉诏来到平城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京城里建筑佛教场所，安置僧众，其中建造“五级佛图”、“耆崛山”、“须弥山殿”是最主要的工程。      经过多方考察，法果看中了武州北塞城（今云冈堡）北的武州山北崖。这处地方背倚武州山，武州川水绕前而流，最为有利的条件是武州山北崖有几个天然洞穴。法果灵机一动，心想，这不是东晋法显和尚在《佛国记》中说的西天耆崛山吗？法果把他的想法向道武帝汇报后，道武帝十分欢喜。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个部落，他们对石窟存着较深的情感，因为他们的发祥地就是一处名叫“嘎仙洞”的石室，他们南迁到“匈奴故地”时，还凿有“云中大石室”。法果在武州山发现的天然洞窟，正好和拓跋氏崇“石室”的传统一拍即合。于是法果在武州山利用那个最大的天然洞穴，略加整形，凿开了云冈石窟的第一窟，这就是北魏初，在首都平城建凿的“耆崛山”，亦称“灵鹫山”，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见的云冈第三窟。      随着耆崛山在武州山下的建成，武州山也就成了北魏朝野及僧俗人等心目中的神山、灵山，此后，开窟造像的风气兴起后，也未敢再触动它；为了保护这个神圣的耆崛山，又在其窟前的平台上建造了一座面阔11间、宏伟壮丽的大寺庙（目前我们看到的云冈第三窟外壁上的那几个方形石孔，便是原先寺庙的遗迹）；又命名该寺为“灵岩寺”，并成为全部“云冈石窟”和“云冈十寺”的总代表。于是，整个武州山下的这座石窟便总称之曰“灵岩寺石窟”。同时，这里也成为北魏诸帝的常祀之地了。      第三窟在以后各朝屡有修葺，清顺治四年（1647），时任宣大总督的马国柱，从大同府离任时，给云冈第三窟书写了一块匾，题曰：“西来第一山”，意思就是：云冈石窟，特别是第三窟，就是从印度飞来的耆崛山。      第三窟窟门偏向西边，在内洞凸出的北壁面之西侧，雕凿有三尊像。      从第三窟造像的原来设想与布局上看，原计划精心周密，气势磅礴，拟在洞内北面凸出的壁面刻三组佛国图景，构成“弥勒三圣”格局。目前，我们只看到西铺一组，中、东两组没有实像，现在看到的洞内的这三尊像，只是原设计计划中的三分之一。这是历史造成的。第三窟的开凿和造像不在同一时期，洞内的西铺造像，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孝明帝熙平二年至正光年间（517—523）雕凿的，也就是说，在云冈第三窟，洞的开凿和佛像的雕琢，二者相差100多年，所以文献上有了“终于正光”的说法。      第三窟造像晚于洞窟开凿百余年，而且造像工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已完成的西铺佛像，是象征哪一位帝王呢？此中内含一段北魏历史。      公元493年，孝文帝为了彻底汉化，统一中国，决定强制迁都洛阳，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然而，久居塞北的拓跋统治集团成员中，不少人反对孝文帝将国都南迁。反对从平城迁都洛阳的代表人物，便是孝文帝的儿子——太子元恂。北魏在国都南迁洛阳后，改革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在双方的冲突中，反对派的代表元恂直接付诸实际行动，当他在策划北归平城故都时，被孝文帝发觉，随后将其逮捕。孝文帝十分恼怒，亲自杖责元恂，元恂伤势十分严重，竟在家卧床不起达一个多月。元恂最后被废为庶人，平时“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最终，孝文帝仍将其用椒酒毒死。元恂死时，年方15岁。      元恂一死，反改革派终于被压了下去，然而，这些被孝文帝施加种种制裁的反对者，虽然无力伸张其冤，但郁积在心中的愤怒却仍长期存在着。到了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孝明帝元诩下诏说：“北京（平城）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魏书·肃宗纪》）至此，迁都后留在平城的皇宗贵族，才算得到善待。      虽如此，反对派的心态仍未得到平衡，从迁都到元诩下诏只不过短短20余年，两派间的鸿沟岂能弥平？    为了纪念废太子元恂，利用朝廷的宽松政策，反对派们决定在故都西武州山的耆崛山洞窟中为元恂造像。原本洞窟内分三铺格局，正面当然安置给当时的皇帝，而用西铺的那尊主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象征太子元恂之身，这样做，既可抒发他们长期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又能为故太子祈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加之太子元恂在囚禁期间，“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佛教的因缘果报观念，也通过雕琢这组佛像得以宣扬。反对派们原计划在故都平城再造一次凿洞造像的辉煌，把新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造像比下去，把三铺九像造得更加富丽堂皇一些。可惜，天不遂愿，时不待人，不久在故都平城以北发生了“六镇之乱”（发生在正光四年，即523年），云冈第三石窟凿洞造像的斧影不得不停息了下来。      北魏皇室云冈石窟的创凿，始也第三窟，终也第三窟。这个貌似简陋的洞窟的雕凿，从天兴元年（398）至正光四年（523），历经125个春秋，几乎浓缩了北魏王朝的整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