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以帝国主义勾结清王朝扑灭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开端的。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仍然持续发展，层出不穷。辛亥革命前山西劳动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此伏彼起，风起云涌。这种自发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反教会压迫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山西晋中榆次、太原的一些村镇，“义和拳”反帝斗争仍在零散地发展着。1901年夏天，晋东南武乡县武生王安邦又发动“拳民”从事反教会斗争，“附之者日众”。外国传教士的侵略活动不时激起山西人民的反抗。1905年，晋南农民群众也发起了反教会斗争。较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是1906年晋北左云县赵拮、范敖所领导的。1905年左云县雕落寺村由赵喜元等人办了一座煤窑，不久由教民陈四喇吗购买经营。陈依仗“传教士”势力，虐待佣工，欺压村民，激起群众强烈不满。赵拮、范敖抱打不平，组织村民进行反抗。教堂“传教士”勾结衙门，要惩办群众。于是，赵、范率领民众于1906年8月18日赴教堂示威，并头扎黄巾，手执旗帜到县衙理论。次日，德国人裴特勒和“传教士”与知县勾结，率防军开枪镇压群众，赵拮、范敖当即牺牲，斗争宣告失败。      第二，反封建，抗捐税斗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把巨额赔款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山西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苛捐杂税的盘剥，多次奋起反抗，掀起抗捐税的斗争。1901年ll月，高平县铁匠牛文炳发动农民、手工业者抵制“善后绅富捐”。在牛文炳的组织下，各村散发“鸡毛传单”，号召百姓与统治者决一死战。ll月30日，约数千群众涌进县城示威，要求免除各种新添捐税。同时，群众又向“洋教士”示威，捣毁其房屋以示惩诫。1903年，永济知县征收柿酒税，激起群众愤恨。9月29日，数千群众冲进县城，捣毁衙门，掀起了反抗柿酒税的斗争。      第三，哥老会的武装起义。咸丰年间，山西人从军于南方各省者数以万计，“若辈在南方，习于哥老会”。返晋后，哥老会组织在山西开始发展。1900年后，山西已有“中条山堂”的正式哥老会组织的活动。在20世纪初年动荡的岁月里，山西哥老会也积极活动，发动反封建的武装起义。1905年7月22日，平陆县哥老会（江湖会）在茅津暴动。这一带哥老会以李耀荣为首，发展到三百多会众，声势浩大。是夜，李率众起义，杀死茅津渡清军哨官。事后，清政府调兵加以镇压，起义失败。      是年，绛州会党为反抗封建官府和“传教士”的压迫，也发动起义，一度攻入绛州、茅津等地。不久，清政府调集河南、山西清军镇压了起义。      下层劳动人民的起义和反帝反对建斗争，仍然表现为严重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其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相继迭起的人民群众反抗斗争，反映了山西地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现状。再者，这些斗争不仅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协奏曲，而且为山西民主革命风潮提供了良好的斗争环境。      正是在层出不穷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山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在“废科举、办学堂”的“新政”口号下大批派遣留学生。1903年冬，正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山西学生景定成（字梅九，安邑人）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他与先已到达的日本振武学堂的留字生何澄（山西灵石人）晤谈。何澄大谈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使景定成很受启发。1904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五十多人。      此后，山西留学生在日本逐渐增多，景定成等人便发起组织了同乡会，相机宣传革命。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参加者有中国十七省的留学生及华侨数百人，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总干事，领导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山西留学生很多相继入盟，投身革命。当时，参加的很多是南方人，而西北各省则以山西人较多。根据同盟会的组织规定，山西革命党人同时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总干事为谷思慎（字仲彦，神池县人）。由此，山西民主革命运动在同盟会山西支部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山西民主革命运动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革命的宣传、联络；二是运动新军，发展武装。      为了宣传民主革命，扩大影响，在《民报》的影响下，山西支部创办了《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用白话文宣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时，留日的山西学生革命者还出版了《晋乘》等刊物。1905年开始，山西留日学生陆续回国，他们把民主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娘子关内。1905年景定成首先回国，倡导社会改良，鼓吹民主革命，和李鸣凤（字岐山，安邑人）创办“回澜公司”（取“挽狂澜于既倒”之意），从事输送革命书报、传播革命思想的工作。      1906年，谷思慎、丁致中由日本回国，在晋北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当时，山西革命党人建立了各种秘密联络点，借以发展力量、掩护同志。在晋南有“回澜公司”，晋北有“恒元楼客栈”，太原有“大恒客栈”等。其中以太原为中心，形成了三个最主要的联络点：一是桥头街基督教浸礼会崇实学堂教员，基督教徒霍全德寝室，霍负责保存同盟会山西支部的有关文件；二是宁化府五台会馆；三是东辑虎营五福庵黄国梁寓所。大体而言，前两处为中层和基层人员接头联络之所，后者为领导人员接头、策划之地。      在革命宣传的同时，山西革命党人也积极从事运动新军，发展武装的活动。在日本讨论革命实行方略时，山西革命党人就主张“趁早联合军界同志，大小握些兵权”，以利举事成功。从此，山西籍同盟会员加强了在军事方面的工作。当时在日本东京，为培养将来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孙中山指示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山西的同盟会员就有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何澄、乔煦等五人加入。毕业后，他们分别回国，进行武装斗争和军运工作。      1907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山西学生相继回国。温寿泉回到太原，当了山西大学的兵学教员。不久，阎锡山、张瑜、马开崧、李大魁、黄国梁、姚以价等人也回国，被分派到山西省督练公所为督练员和担任陆军小学教员，其他人也都在新军中担任了职务。从此，革命党人加紧了在军界的活动。      1909年11月，清政府陆军部对归国的留日士官生进行了考试，山西的温寿泉列入优等，黄国梁、阎锡山、张瑜、姚以价、乔煦等列入上等。试毕，温寿泉被提升为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山西新军第85标、86标教练官。同盟会在山西新军中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了。      为从根本上控制新军、扩大革命力量，迫切需要选派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担任军队的各级领导职务。经阎锡山、黄国梁的安排，山西同盟会员常樾担任了第85标教练官，南桂馨任军需官；马开崧任第86标教练官，后调任马队管带；乔煦任第一营管带，张瑜任第二营管带。如此，加上第85标第二营管带姚以价，可以说，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被革命党人所控制。      山西革命党人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从革命舆论的宣传组织和军队运动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为山西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到1910年前后，山西党人在军队中的布置已初步就绪，只等民主革命第一声炮声“南响”，山西党人就立即“北应”，实行直捣北京、掀翻清廷统治宝座的革命方略。此时的山西已临“山雨欲来”之际了。      1911年，全国政治局势日趋紧迫，同盟会发动广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风潮稍显沉寂，却是“万木无声待雨来”的光景。更大的革命风潮在悄无声息中酝酿看。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全国风云为之变色。不几日，山西近邻西安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响应武汉，光复了陕西。这时，山西巡抚陆钟琦惶惶不可终日，接连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时，山西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准备起义。黄国梁、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煦、张瑜在得知陆钟琦的调兵阴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事不宜迟，待领到子弹后，立即在太原发动起义。      10月29日凌晨3时，姚以价和革命党人在狄村集合85标一、二营全体官兵，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誓师，宣告太原起义。随即，姚以价率领起义军千余人夺开新南门，向巡抚衙门和军装局进攻。起义军迅速击毙了清朝山西巡抚陆钟琦，占领了弹药库等要地。至此，太原起义即告成功。      太原起义成功后，于1911年10月29日中午，同盟会山西支部及参加起义的重要人物，山西咨议局、立宪派人物齐集在咨议局开会，决定成立山西军政府。会议最终选举阎锡山为都督，并按照武昌军政府先例，确定各部负责人。      山西毗邻京畿，形势至关重要，北进可扼京汉铁路咽喉，制北京于死命；南退可联秦军之力，成北方之雄师。因而，对于山西民军，清廷必然会倾力攻剿。为了巩固起义胜利果实，使山西革命势力进退有据，战略上必须北夺大同，南取运城、临汾。1911年11月间，随着太原、大同、平阳、运城等重镇的光复，一些州县也先后程度不同地光复和归附革命，由此，山西全省基本上被革命党人所控制。      在全国各省市义旗高举、纷纷光复的形势下，清朝统治大势已去。袁世凯这时刺吴成功后，入京就任清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重掌军政大权后，并不急于向革命军全力进攻，反而施展政治阴谋，实现其既逼退清帝，又篡夺革命成果的野心。      1911年12月3日，在帝国主义插手下，民军与清军开始停战，准备南北议和。12月7日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12月9日革命党推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由此，在全国范围内，革命党人同清廷及袁世凯进入了停战议和阶段。      然而，山西战局却日趋激烈。山西形势险要，为革命与反革命争夺之要地。袁世凯要实现其逼退清帝、攫取革命果实的阴谋，首先必须扫清山西，以除其心腹之患。因而在南北停战议和时，袁世凯提出民军不包括秦、晋，而黎元洪也迂回地答应了袁的条件，声称“停战条件与该三省（秦、晋、蜀）无涉”。袁世凯借此增强了兵力和军火，加紧进攻山西。山西人民和革命事业遭到空前的摧残。      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命令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2月8日，山西民军在井陉与清军开战。12月11日，当停战议和消息传遍全国时，曹锟、卢永祥（第三镇第五混成协协统）拒绝停战，继续进攻娘子关。12月12日，民军伤亡甚重，娘子关失守。      娘子关失守后，阎锡山等仓皇返回太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阎锡山不作保存革命成果的打算，提议放弃太原，避开清军锋芒北上出走，温寿泉则主张固守太原策应各方。最终，阎锡山、赵戴文等北走包头，温寿泉、景定成等南下运城。山西革命军政府濒临危机。      从此，清朝旧官僚、清军残余力量开始活动集结，大肆进行复辟活动。在太原，清政府原高级官员王庆平、李盛铎，连印出示安民告示，恢复了旧日的行政机构，挂起了大清的黄龙旗。      1911年12月18日，革命党人代表与袁世凯代表举行南北议和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提出民军四项议和条件，又议决山西、陕西等省一律停战。然而，山西此时的战局却十分险恶。      阎锡山北去后，山西军政府瓦解。为了保存革命成果，维护革命影响，温寿泉、景定成、李鸣凤决意留在山西境內坚持斗争，相机行事。由于清军节节进逼，革命武装力量势单力薄，温寿泉等人决定进取河东，联合晋南诸民军，或可重整旗鼓，不至断送山西革命之一线希望。河东军政分府成立后，温寿泉发表通电，代表晋南民众意见向南、北两政府表示，拒绝承认张锡銮和李盛铎为清政府山西巡抚，欢迎都督阎锡山回晋主持军民两政，向全国宣告了山西革命力量历经磨难而继续存在。      1912年夏，阎锡山返晋，军政分府始告结束。      1912年2月中旬，阎锡山到达山西河曲。此时，清帝退位、共和成立的消息已经传来。阎锡山快马加鞭，兼程进军。2月11日，阎锡山率军到达忻州，忽接袁世凯不准擅自行动的电令。阎锡山莫测所以，驻足不前。      南北议和后，民国宣告成立，袁世凯又耍花招，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企图阻止阎锡山还晋主政。为了巩固北方革命成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力争山西起义省份的地位；而阎锡山还督心切，又巧于机变，伺机讨好袁世凯，方才获准其任山西都督。1912年4月4日，阎锡山由忻州返回太原。      袁世凯攫取了大总统权位后，先是步步紧逼，迫使革命党人不断让步，继而玩弄政治阴谋，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最后实行军事镇压，讨伐革命党人，使民主革命的成果丧失。      山西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很快枯萎了。曾为同盟会会员、革命军政府都督的阎锡山，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伊始就丧失了革命斗志，仓皇离并撤出山西。形势好转后，他相机行事，急切返晋，并且千方百计取媚于袁世凯，重获山西都督之位。由此，阎锡山开始苦心经营，奠定独霸山西的基础。阎锡山一方面利用各种手段投靠袁世凯，逐步取得了袁的信任；一方面大肆排挤革命党人，党同伐异，使许多老同盟会员、革命志士、起义功臣受到打击，山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最终被断送。      近代以来，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迭起狂澜，成为中国历史中绚丽多彩和惊心动魄的一章。山西虽处僻壤，但自甲午以后，也受近代文明催动，生发出新的活力。从民族工业的创建到近代学堂的兴起，从义和团反侵略的怒火到争矿运动的凯歌，从太原举义到晋南党人的拼死守晋，构成了山西历史篇章中光彩夺目的一页。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终结了清朝封建制度的统治，也结束了清朝封建制度在山西的统治。从此，山西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