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其《中国戏曲考》中，推断元杂剧起源于北方，杂剧作62人中，以大都（北京）19人为最多，其次即是平阳，当大都的“五分之二”。这是由于“元初除大都外，此为文化最盛之地。”见诸书面记载的元杂剧作品约有七百三四十种，可考的有500余种，流传下来的仅有100余种。在元曲有名姓的187个作家中，山西籍作家有15人。其中除元好问只有散曲作品外，其余均有剧作传世，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关汉卿（约1229—1307），解州人（一作大都人），为元杂剧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之首。著杂剧《窦娥冤》、《拜月亭》等63个，现存10多个。      白朴（1229—1307），今山西河曲人，后居真定，故又称正定人。约作剧16个，今存《裴少俊墙头马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两个完整剧本。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为元后期成就最高的剧作家，著剧18种，现存完整的有8种，如《虎牢关三战吕布》、《迷青琐倩女离魂》等。      李寿卿，太原人，曾任县丞。著剧《斩韩信》等10种。      张择，字鸣善，号顽老子，平阳人。著有《烟花鬼》等3种。      刘唐卿，太原人，皮货所提举。著有《李三娘》1剧。      赵公辅，平阳人，儒学提举。著有《东山高卧》、《倩女离魂》2剧。      于伯渊，平阳人。著有《斩吕布》、《武三思》等6剧。      狄君厚（1295—1323），平阳人。著有《晋文公火烧介子推》1剧。      孔文卿，平阳人，著有《东窗事犯》1剧。      石君宝，平阳人，著有10个剧本，存《鲁大夫秋胡戏妻》等3种。      吴昌龄，西京（今山西大同）人，著剧《西天取经》等10种。      李行甫，绛州人，著有《灰栏记》一剧。      乔吉（1280—1345），一作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流寓杭州。著有《黄金台》等11剧。      罗贯中（约1330—1400），原名本，贯中为号，号湖海散人。著有《三国演义》等小说4种，剧作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哭蜚虎子》等。      山西戏曲界有这样一句俗话：“一清二黄三罗罗，蒲剧底子摸不着”，可见蒲剧渊源了解之难。      在元代，北曲杂剧在晋南盛行，与当地民风民俗有极大关系。这一地区，一贯是“使令稀婢仆，歌舞盛倡优”。这从晋南保留至今那么多元明清舞台和墓葬中发现的金代戏台和角色明器等得到证实，翼城县一座元代戏台面积竟达86.49平方米，稷山南阳村则有戏台9座之多。      元杂剧自元中叶后重心南移，渐趋衰落，到万历时更“今绝响矣”。但元杂剧的衰亡不等于戏剧艺术的衰亡，平阳地区人们对戏曲的爱好也不会因元曲的“绝响”而消失，它因人们的需要而有新的戏曲艺术取而代之。这从晋南明清戏台保存之多和文物记载获得证明。如明代嘉靖时（1522—1566）有蒲州“义和班”的演出；万历四十八年（1620）蒲州荣河“新盛班”的演出和出演的8个剧本之名；清康熙四十六年（1708），康熙帝西巡至洪洞，曾看过平阳的“乱弹”，孔尚任为此写有《乱弹竹枝词》以赞之。      蒲剧受元曲唱法特点影响是明显的，即与元曲的“慷慨”的艺术风格，唱腔“字多而调促”的特点，都有相似之处。且蒲剧中保留了一些元杂剧的曲牌。蒲剧本属板腔体，不用曲牌，但其某些过门中却保留了不少元杂剧曲牌，如“普天乐”、“滴溜子”、“朝天子”、“感皇恩”、“水调歌头”、“山坡芒”、“赏宫花”等，而蒲剧中的“驻马听”、“点绛唇”，就是按元杂剧曲牌填词演唱的。      晋南地区明代有一种古老的剧种叫“铙鼓杂戏”，其吟念的韵文中的十言句与蒲剧唱腔的句式完全一样；孔尚任的《平阳竹枝词》中提到百戏、秧歌、竹马、扛竿等；更重要的是明代藩王被遣散的乐户子弟聚于蒲州一带，他们把从宫廷学来的杂剧乐曲与乡间民歌融汇混合，创造出新的唱腔和曲子，可能与蒲剧的产生有更密切的关系。      总之，从以上所举与蒲剧形成有关的各种因素来看，平阳一带的民歌俚曲，以及铙鼓杂戏是它形成的基本土壤，而北曲的余韵，陕西梆子的东渐和弋阳腔、青阳腔、昆腔等南北较早剧种提供的一些借鉴和声腔参考材料，大大促进了蒲剧的形成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