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时候一定都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个冷静果敢的孩子，长大后不但大有作为，成为了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并且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与《史记》齐名的另一部史学著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自幼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就听人教授《左氏春秋》，竟然能像大人一样了解其中大意，从此手不释卷，不知寒暑。二十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二十六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三十余篇，从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而司马光为官敢于直言，忠君忧民，但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主张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      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愤而离朝，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后来宋英宗想励精图治，以史为鉴，非常支持司马光的想法，于是任他为龙图阁直学士，命其编纂史书。并同意他设立史局，自择官属；允许他随意查阅龙图阁、天章阁等国家级图书馆的资料；并提供给他专项资金和物质，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司马光于是开始全面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殚精竭虑十九年，来完成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受到唐宋文章大家倡导的“古文运动”影响，沿袭了司马迁等汉代文学家朴实雄健的文风，《资治通鉴》也成为这种文风的典范。在编纂过程中，司马光采取的总体态度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但除了正史之外，也参考收集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而司马光的编纂态度又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只有真实的史料才能具备借鉴作用。所以史料中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的和过于夸张神奇的，都被司马光严格摘选和剔除。并且文人的诗词文章只要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无关的都不予著录。      《资治通鉴》记载了十六个朝代、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一部总计二百九十四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三十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体例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最终司马光耗尽了毕生心血完成了这部三百多万字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公元1085年，随着宋神宗的离世，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也随着结束。六十七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但一年多以后，耗尽心血的司马光与世长辞，受到数万京城百姓的沉痛悼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司马光的政绩大多被人们淡忘，但他留给人们的伟大的巨著却成为后人永恒的财富。《资治通鉴》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后人将他列为与《史记》一样的史学瑰宝，并广为流传，教益大众。后世历代学者也对《资治通鉴》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