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地区历来是英杰辈出、人才济济的地方，历朝历代都不乏饱学之士。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是古典诗歌的巅峰中期。在这将近三百年里，涌现出了成千上万造诣极高的诗人。      期间，山西河东地区的大诗人在这个诗歌的时代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文学史上，人们习惯于把唐朝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而山西诗人在每个时代都有堪称佼佼者的代表人物。      初唐时期的代表人物号称“初唐四杰”，四位著名诗人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而四杰之首的王勃就是山西人。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祖父就是隋朝的大儒王通，父亲王福峙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司户参军、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西北）县令等职。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六岁就精通文辞，写诗作赋，九岁时读唐初大儒颜师古的《汉书注》，作了《指瑕》这篇文章，批评指正颜师古的在书中的错误，被当时的人誉为“神童”。      后来年方十四岁的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文笔犀利地抨击了唐王朝的侵略政策，反对入侵高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不满情绪。刘祥道看后觉得他语出惊人，确实可以为栋梁之才，于是上书朝廷举荐王勃。后来王勃科举及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还是一个少年的王勃就才华毕露，已经与杨炯等人合称“初唐四杰”了。后来王勃被沛王李贤看重，但因为一片斗鸡檄文的游戏之作，激怒了当时的皇帝唐高祖，于是被逐出王府。之后又出任虢州参军，但他又恃才傲物，和当地官吏关系不好，再次获罪，他父亲也因此被贬为交趾县令。从此王勃对仕途绝望，专心文学，并且在医学、史学、易学（易经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王勃才华横溢，在诗文上更是出类拔萃，已被当时人推崇。滕王阁大宴上，一篇《滕王阁序》，文惊四座，都督折服，叹为“天才”。可惜天妒英才，王勃二十八岁时赴交趾探望父亲，乘船渡海时不幸溺水而亡。      除王勃之外，初唐还有完成近体诗格律的沈全期、宋之问两位诗人。宋之问，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另一位山西诗人王绩，也突破了南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写实的进程。      盛唐时期国力最盛，诗歌成就也最大，流派也最多，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都是当时的诗歌巨星。当时诗歌流派大致可归为浪漫和隐逸（也称山水田园派）两派。浪漫派以王翰、王之涣、王昌龄、岑参为代表；隐逸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李白则是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他们之中，王翰、王之涣、王维都是山西人。      唐代疆域辽阔，许多诗人到到过边塞，领略到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军旅生活，并写下了大量吟咏边塞壮丽美景的诗篇，被称为“边塞诗”，这些诗人也被后世称为“边塞诗人”。王之涣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代表。王之涣，字季凌，祖居晋阳，回来迁至绛郡（今山西新绛）。他“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但仕途坎坷，仅做过两任县尉，不过还是有一定政绩。      王之涣诗作主要在开元年间，他与同为边塞诗人的王昌龄、高适等齐名，诗作节奏性很强，很受当时乐工歌女的欢迎，广为谱曲传唱。他的诗作流失太多，迄今只有六首存于《全唐诗》。但仅此六首绝句就让他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之一就是《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王之涣的诗，主要描绘的盛唐气象，其诗风豪放，气势磅礴，典型的就数《凉州词·出塞》是为千古绝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诗苍凉悲壮，当时就被人们争相传诵，更成为古典诗歌宝库的精华。      中唐诗人，以“大历十才子”和李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大历十才子”中，山西才子占了三个，分别是：卢纶、苗发、耿湋。白居易祖籍太原，北齐时祖先迁到了关中。柳宗元世号柳河东，原籍山西。      晚唐诗人，以杜牧、李商隐、刘禹锡、温庭筠为代表。温庭筠为山西祁县人。温庭筠诗歌同李商隐齐名，词作同韦庄齐名。他的唐代填词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而他香艳靡丽的词风，开了五代“花间派”的先河。      以王勃、宋之问、温庭筠为代表的山西诗人，代表着唐诗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按照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的分法，“四杰”属“初唐体”；宋之问属“沈宋体”；温庭筠属“西昆体”。他们对古体诗的改造和新体诗的创作，都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柳宗元（7 7 3—8 1 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虞乡），人世称“柳河东”；因曾任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还因为在堂兄弟之间排行第八，时人有时又称其为柳八。柳氏家族原本是河东的名门望族，祖上都是朝廷重臣，李唐王朝时，柳氏更是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在尚书省为官的就达二十三人之多。但后来柳家屡受女皇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迁居到了江苏吴县，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柳宗元生活于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不久的年代，这时经济残破，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藩镇割据和宦官当政是当时唐朝政治的两大毒瘤，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无不感到忧心忡忡。      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高中进士，与他是同科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之后开始了他的宦海沉浮。他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尉。三十一岁时，担任了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同官，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也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他素有“吏为民役”的进步思想，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于是萌发了政治改革的愿望。      公元805年，三十三岁的柳宗元，早已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大唐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顺宗即位后，重用了侍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时称内相），掌握财政大权。同时，推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宰相，还启用了王丕、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一批改革派人才，展开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针对大唐政治两大毒瘤的改革运动。王叔文等以“内以宦官，外制藩镇”为改革纲领，首先从弊政入手，明赏罚、贬贪官，召回曾经遭到打击的贤臣清吏，取消宫中供玩乐的场所和机构，释放宫女和教坊乐女九百人，取消地方官和节度使对皇帝的额外进奉。同时着手加强中央集权，解决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两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改革派的好些措施触动了藩镇、官僚和宦官的核心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极端仇视，于是他们联为一体，发动宫廷政变，鼓动太子出面反对，最后迫使顺宗当年就禅位于太子（宪宗），这才仅仅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的革新运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宦官得势后对改革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二王”立即遭到贬谪，王丕不久就死在被贬的任上，王叔文被贬次年又被皇帝赐死。而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又称“永贞之变”。      柳宗元被贬谪到了永州（今湖北零陵），此地荒无人烟，柳宗元遭遇十分悲惨，不能住在刺史府衙，只能住在龙兴寺里，跟着他颠沛流离的老母亲也就此病故了。之后他家还发生了四次火灾，他的书籍财产被焚烧殆尽。之后大赦天下时，却偏偏不赦八司马。柳宗元在永州一贬就是十年，悲愤忧郁，加上不毛之地环境艰苦，使他的身体严重受损。但悲惨的生活未能消磨掉柳宗元的斗争意志，他以不屈的精神，总结了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写下了《封建论》、《六逆论》、《天说》等著名论文，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      公元815年，柳宗元被召回京城，结束了贬谪生活，其他被贬的人也同时回到了长安，于是他们在玄都观欢聚。但因为刘禹锡席间作了一首《玄都观桃花》诗，又惹来了大祸。早对他们心怀不满的宰相武元衡等当权者认为此诗涉嫌讥讽朝廷，马上又把他们逐出京城，柳宗元被贬到了更远的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任刺史，刘禹锡被贬了十四年，而柳宗元此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但柳宗元并没有因此降志灰心，也没忘政治家的本分，在柳州任上关心民生，进行多方治理。他严厉打击人口买卖，动员组织闲散劳动力开荒种地，鼓励植树打井、饲养家畜，打击迷信活动。由于他体恤民情，政绩卓著，大大改观了柳州的落后面貌，被当地百姓立祠纪念。同时，他虽然身处边荒，但时刻心系朝廷，关心国家大事。用诗歌和文章，声讨藩镇势力刺杀宰相武元衡的罪行，热情的歌颂裴度等人平藩之功，祝贺大唐平定割据十二州长达五十四年的李师道家族。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悲凉的心境中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柳宗元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位革新派，而且在文学上也是一位改革派。他的政治改革虽然遭受失败，并且身心备受摧残和磨难，但他却在文学改革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成为“古文运动”的重要领袖，是唐朝少有的诗文并重的文坛巨星。      柳宗元出身门阀士族，世代书香。父亲柳镇就是一位明经术、善诗文的文化人。母亲卢氏，也出身范阳大户，聪慧贤淑，有学识。柳宗元从小就受到极好的文化陶冶。四岁时，母亲就当了他的启蒙老师，教他背诵古辞赋。他十三岁订婚，岳父杨凭时任礼部、兵部郎中，又是诗文名士。后来他入朝为官，管理皇家典籍，又得博览群书，开阔眼界。这一切都为他文学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而柳宗元从小又聪慧过人，少年时期的文章就备受赏识，所作诗文都卓然超群，是个惊人的文学天才。      当时一些人把屈原的《楚辞》与《诗经》截然分开，把二者分别作为南北诗歌的代表，不承认它们之间内在联系。而则柳宗元认为《楚辞》源于对《诗经》的效仿，说明了《楚辞》对诗经的某些继承关系，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一百六十多首，受到了后世文人学者的积极评价，还又人把他的诗单独作为一个诗体，称为“柳子厚体”。他的诗歌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而柳宗元的文章更是脍炙人口，晓畅俊逸，寓意深远，韩愈评价说：“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后人将他选入“唐宋八大家”（散文大家，其余七人为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      后人为什么将唐代文章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呢？就有因为他们不但自身在散文上造诣非凡，还领导了被后人称为“古文运动”或“古文复兴运动”的文学革命，成为唐代文坛的领袖。所谓“古文”，是与“骈文”相对而言的文体，特点是质朴自由，不讲求对偶、排比、用典和音韵，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而“骈文”正好相反，要求讲究对偶、排比、辞藻、音律、典故，而忽视对情感思想的表达。      在秦汉时期，散文完全成熟，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就是这种“古文”文体的典范。到东汉出现骈文，魏晋时期散文逐渐骈俪化，骈文正式形成。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开始盛行骈文，骈文成为了文章的正宗，进入全盛时期。骈文虽然形式整齐，声音谐美，文辞典雅，但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单调，华而不实，而且尤其不利于叙事，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      隋朝开始重视改正这种文风和文章形式的弊端，或之明利害，或行政干预，作了不少努力。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唐初陈子昂、王勃也都主张散文写作，他们都成为了“古文运动”的先驱，但都没有扭转骈文滥行的颓风。      唐朝初期，骈文仍占据着文坛的主要地位。而在骈文渐趋泛滥的同时，有一些人却是砥柱中流，仍坚持用质朴的散文写作，而且成就很大，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写的《梁书》、《陈书》，陶渊明的文章也未见骈体。      韩愈、柳宗元正是继前人的成就和所开辟的道路，掀起了古文运动的浪潮，并最终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韩愈、柳宗元等人举起了“复古”的旗帜，其实际内容：一是恢复“儒道”，排斥佛老之道；二是恢复秦汉以前的朴素文风。柳宗元反对“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华而不实的文风，还提出文章要有“深志”，能体现中心思想的主张。这些观点都与韩愈一致，都对当时的创作实践居于指导作用，对文学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帅，从而忽略了柳宗元的贡献。这是因为柳宗元在政治上的革新主张失败，后世不少人对永贞革新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这也连累到了柳宗元的文学事业，对他加以排斥和贬低。      在韩愈和柳宗元的领导下，参加古文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有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白居易还领导了“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的主张引起了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从而结束了骈俪文体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使文章摆脱了齐梁以来形式主义的枷锁，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这是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到北宋，欧阳修又再次掀起了“新古文运动”，继承韩柳的优秀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使散文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势之一，并且对唐宋史传、明清小说都有深远的影响。当然，骈文作为一种文体，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有它适当的用途，如朝廷文诰上就仍在使用。司马光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要求外调，宋神宗想挽留他，就让他主持皇帝诏诰的撰制工作，他拒绝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善骈文。      柳宗元不仅从理论上领导了古文运动， 而且贯彻到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他的著作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其中四十三卷绝大多数是散文，约四百余篇按内容划分，主要有论说（如《捕蛇者说》、《天说》等）、寓言（如《黔之驴》等）、传记（如《段太尉逸事传》、《种树郭橐驼》等）、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小石潭记》等）。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容，成熟的技巧，语言精、逻辑性强、优美疏朗、峭拔清新，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而他的诗歌也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从柳宗元的诗文中可以充分体会到他政治上的苦难和悲愤，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而正是这些悲惨的遭遇也使他成为了文坛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