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
这一类型的仰韶文化分布在晋南,以东庄村遗址最为典型。 该遗址是1955年发现的,位于山西芮城县。这里南临黄河,北枕中条山余脉,于1958年进行了发掘,文化堆积由下到上依次为仰韶、西周和汉代遗存,且以仰韶文化最为丰富,处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中间环节。 墓葬发掘出5座,包括用陶瓮盖石块作为葬具的小孩瓮棺墓、双人同性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多人二次合葬墓是仰韶时期的主要葬俗之一,它反映了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存在于氏族之内的经济单位是若干分离的母系家庭,这种合葬墓死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属于同一氏族不同家庭的成员。 禹是舜指派为治水的官员。“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二过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因而“告厥成功”,春秋时就有人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山西河津市城西北12千米的黄河峡谷,传说是禹凿龙门的遗迹,今称“禹门口”。《墨子·兼爱中》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据学者考证,后之邸即昭余祁,嘑池即滹沱河,都在山西境内。西河即是山西和陕西交界处一段黄河的古称,龙门就是凿在这段河上。传说禹凿龙门后,过中条山来到今芮城县,曾在古柏下休息,然后渡河,宿于对岸禹店村。芮城县城东南5千米临河处,叫神柏峪,此处有渡口叫大禹渡。 大禹治水成功,在舜年老时,由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为继承人。他曾在安邑建都。史书记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禹都安邑,故城在(夏)县东北十五里。”禹都之古安邑,在今夏县西北,其县名即由此而得。 据地方志记载,夏县西15里有鸣条冈,一名夏故城,周30里,是大禹故都遗迹,清代叫做“禹王城”。又夏县辛庄村有夏王朝殿,当地人称为“金殿”。另外,县城北15千米有夏禹宫遗迹。 相传禹年老时,召开部落联盟会议,讨论继任人选的问题。大家先举皋陶,皋陶未继任即去世,又举荐伯益。但禹死之后,“益干启位,启杀之。”禹的儿子启已经子继父业,伯益妨碍了他,就被杀死了。这说明当时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 庙底沟类型处于仰韶文化中期,最早发现于河南省陕县的庙沟村。与东庄村类型相比,它的分布范围广大,其中心是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和陕西关中东部,山西全省基本上都在庙底沟类型的覆盖范围之内。这一时期经正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夏县西阴村、芮城县西王村和翼城县北橄村。其中1926年发掘的西阴村遗址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也是山西省首次科学发掘的原始社会遗址。 山西省西王村类型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北岸、涑水、汾水以及吕梁山一线,典型遗存有芮城县西王村遗址的中期文化遗迹和遗物,垣曲县黄河北岸亳清河与沇西河交汇处的古城镇东关遗址。 这一阶段的文化已进入仰韶文化晚期,地面木构建筑出现,房屋营造技术大大改进,房内面积增大,分间布局兴起。 生产工具中的石器绝大多数为磨制,钻孔技术普遍推广,骨器、角器、蚌器及陶质生产工具种类增多,制作精细,反映了生产水平的提高。陶质生活用具的形态和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改进,口沿部分普遍运用了轮修技术。灰色陶器的地位虽居其次,但所占比例较过去增多;彩陶的生产开始衰退,纹饰简朴。附加堆纹和绳纹最多,篮纹次之,出现少量方格纹。 西王村遗址中期文化中,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箭头、锥钻、骨针和纺轮等工具的数量急剧增加。 仰韶文化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日益增多,在继续保留氏族制的同时,由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有的地区甚至已经跨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的门槛。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址,这类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大,但中心是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的交界区,其中山西省的多发现于临汾、运城盆地和黄河沿岸,迄今已发现一百余处遗址,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芮城县西王村,平陆县盘南村,垣曲县的东关、丰村和龙王崖,夏县东下冯,襄汾县陶寺,石楼县岔沟,太谷县白燕等。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之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前28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较少,盛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在这一时期普遍衰退,但在汾河中上游还占一定比例。陶器的外表装饰以篮纹最为典型,其次是绳纹和附加堆纹。生活用具主要有罐、鼎、盆、钵、斝、釜、灶、甑、扁壶、缸等,制陶业中开始使用轮制技术。农业生产已比仰韶时期有所提高,作为砍伐卫具的石斧比过去厚重多了,发明了木耒,这是一种双齿木叉形工具;农业收割工具除石刀外,出现了半月形石刀、石镰和蚌镰。家畜饲养业中的品种增加,不仅有猪和狗,还有牛、羊、鸡等。渔猎经济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在山西北部的一些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细石器。这一时期的住宅建筑,在继承过去半地穴式房屋的同时又有一些创造和改进,太谷县白燕遗址有一种平面呈“吕”字形的双间房基,双室之间有过道相连,其中一间为高约2米的窑洞。20世纪80年代初,在石楼县岔沟村的山丘坡上发现了一群住宅建筑遗迹,这类房屋是平面呈“凸”字形的窑洞建筑,室内居住面都抹有一层白灰,多数还有白灰面墙裙,既可以防潮还能扩大采光。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窑洞建筑,它充分利用了当地黄土高原自然资源,施工很简便,不需要太多的建筑材料,而且冬暖夏凉,因此被我国北方黄土地带的居民沿用至今。这一组窑洞式居址在探讨我国民宅建筑史方面有其难以估量的价值和地位。 山西省这一类型的龙山文化分布在晋南峨嵋岭以南地区,属于河南龙山文化范畴之内,典型遗址主要是芮城县南礼教和夏县东下冯。 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夏县城北约17千米,1959年发现,面积达12万平方米,1975—1977年发掘了1000余平方米。 房屋遗迹发现10座,直径大都在3~5米,分布密集,排列有序。这种面积较小,单门独户的小屋只能适应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居住。房屋内部的居住面上都铺有一层白灰地面,这里曾发现20多千克白灰,经测析为当时人们用石灰石烧成的。由此可知,人类开始烧制石灰并使用在房屋建筑中至迟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 另外,在251号房屋内对称地排列着四块支撑柱子的础石,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地面上设置柱础的实例。 而三足瓮、蛋形瓮和直壁大缸则是东下冯遗址具有特色的器物。储藏器的增多和变大也说明当时的农业得到发展,产粮增加,人们的食物不仅有了保障,而且还将余粮存放在大型的罐、瓮和缸内,以备荒年食用。 这一类型的龙山文化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峨嵋岭以北的临汾盆地、汾河下游、浍河、滏河流域,目前已发现70余处遗址,以襄汾县陶寺最为丰富和典型。从总体上看,这类遗存仍属龙山文化的范畴,同时又有鲜明的特色,所以被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有关单位在这里进行了多年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而且是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陶寺的居住遗址内发现了很多小型房址,周围分布着道路、水井、陶窑和窖坑。房屋分地面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和窑洞三种类型,以后两类居多。室内的地面涂草拌泥,经过压实或焙烧,多数再抹一层白灰面,室壁上也饰有白灰墙裙。发现的夯土块和几何纹样的白灰墙皮还预示着周围可能有大型建筑基础的存在。居住区内还发现了水井,井底安装有圆木构架以保护井壁。有了水井,从此不受河水的局限,人们可以居住在离河湖稍远的地区,更为方便地开发大自然。此外,这里还发现大量的窖穴以及烧制石灰的窑址。 陶寺遗址的生产工具,以扁平的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这种翻工挖坑工具的猛增可以看出当时农耕之兴旺。 陶寺遗址部落公共墓地的发现更令人瞩目,共有1000余座,占地3万多平方米。这些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大型墓,约占墓葬总数的l%,墓长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较多,有的多达一二百件,包括彩绘陶器、彩绘木器、成组的玉或石制礼器,还有木鼓、石磬、彩绘龙盘等;第二种为中型墓,数量约占墓葬总数的10%,墓坑较小,也使用木棺,但随葬品没有大型墓丰富,一般随葬成组的陶器、木器、玉器、石器,以及若干猪的下颌骨;第三种是小型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墓坑很小,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数一贫如洗,既无木棺也没随葬品。陶寺墓地的悬殊差别,显示出原始社会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已遭到破坏,生活中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已明显地反映在这些葬具葬品中,阶级对立已经明显。陶寺类型早期可能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即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晚期则已经进入夏代的纪年之内了。 晋中类型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太原盆地及其周围,并由此向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河套一带。龙山文化早期,这里一度受到周邻地区诸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内涵异常复杂。 龙山晚期则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有太原东太堡、太谷县白燕、汾阳县杏花村和峪道河等。 此文化类型的建筑特点,除窑洞地穴式房屋继续沿用外,也出现了其他地区较为常见的白灰面房址,用以防潮御寒。生产工具大量地出现刀、镰一类新型收割工具,并有为数不少的细石器和箭头,反映了这一地区农业、狩猎并举的经 济生活。 生活用具中灰陶为主体,彩陶少见或衰绝,器形有平底的盆、钵、瓮等,三足鬲最为常见,且形制复杂。另外,蛋形三足瓮是这一文化类型的典型器物,这种陶器在山西南部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则比较少见。 传说尧、舜、禹是递相禅让的三位圣王,大禹以后,他的儿子启继位,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实际上,尧、舜、禹是最后三位部落联盟首领,这时的部落联盟已经具备国家的维形,禹将权力传给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建立了。 尧在山西建都,《史记正义》中记载得很详细,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又引徐才《宗国都城记》说:“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再引《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平阳即今临汾。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在位时期的政治活动,首先是制定历法。他派出四个人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极远的地方,去观测天象,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然后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个周期,三个周期中再加一个闰月,这样推定春夏秋冬四时而成岁,并以此为人民从事生产劳动的依据。 那时洪水为患,尧提出治水的人选问题,在会议上讨论。尧说,如今洪水为害,浩浩荡荡,漫山遍野,民众忧苦,由谁去治理呢?大家都说鲧可以胜任,尧不同意。四岳说,试了不行再说吧。最后尧同意广大家的意见,派鲧去治水。鲧用了九年的时间,也没有将水患平治。但在当时,部落联盟的会议是群言堂,尧虽然知道鲧这个人不能用,仍须按众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尧在位多年, 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欲退位让贤。他征询四岳的意见,大家向他推荐民间的贤人舜。尧了解到舜的品德之后,还对他进行了才干方面的考察。经过三年的考验,结果让位于舜。此即历来为人称道不置的“禅让”,反映出在部落联盟时期,最高首领人选的产生十分慎重,不但要由大家商议决定,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和试用。 尧的政绩,有史以来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尚书·尧典》中称颂他“允恭克让,光被四表”,并且使“黎民于变时雍。”《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颂他“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孔子对尧更是推崇备至,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老百姓不知道怎样颂扬尧的功绩,即便是孔子也只能连赞“巍巍乎”,说尧像天那样伟大崇高,难以名状。 临汾有尧庙和尧陵,是尧都故地人们纪念尧的地方。尧庙在临汾城南,正殿祀尧,左右配殿祀舜和禹,还有丹朱祠和娥皇女英祠。尧陵在城东北70千米的郭村附近,陵高50米,周匝80米,周围土崖环峙,松柏苍翠。陵前建有祠宇,元、明、清历代修葺,殿宇宽敞,十分壮观。 尧选拔舜为继承人,舜当时“微为庶人”,一直从事生产劳动,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作陶器。有的传说讲,这些地方都在晋南一带。舜的父亲、后母和弟弟都对他不好,但舜能委曲求全,因而成为以孝著称的贤人。有学者指出,舜能够继位,是因为他所在的有虞氏,曾出过不少有贡献的领袖,舜继承并发扬了前人的业绩。有虞氏的虞国,《史记索隐》说,“在河东大阳县”,即今山西平陆县附近。 尧对舜的考验,有生活作风方面的,如“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相处以观其外”;有政治事务方面的,让他推行德教,让他总管百官,让他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等等。 从各方面考察舜的才干,最后才决定禅让。 舜继位以后,政治中心曾经南迁,不再用尧的故都平阳。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的说法是:“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坂故城是也。”还说:“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蒲坂所在河东县,即今永济市。 舜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举“八恺”管理土地,举“八元”掌管教化,让契管人民,伯益管山川林泽,伯夷主管祭祀,皋陶作刑,垂管理工匠,等等。这样的改革,标志着部落联盟会议逐渐演化为国家机关,它的管理功能日益强化,议事的传统逐渐消亡。 舜在位期间,对于原有的部落联盟进行了整顿,“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把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以及他们的族属,都驱逐到边远的地方。 历来尧舜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在舜都故地,南北朝早期就有祭祀舜的庙宇。《史记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说:“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据地方志记载,永济市的舜庙历代得到维修,清代顺治十七年蒲州知州马翰如还曾修葺舜庙。二妃坛后来讹传为娥英陵,祭祀尧女亦即舜妻娥皇和女英,遗迹在蒲州的苍陵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