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碣碑碣是古代用以标志、记事的石刻。山西古代的碑碣，最早见于临猗县出土的东汉建宁元年（168）残碑。临猗北魏刻《密云太守霍扬之碑》、永济隋刻《首阳山栖岩道场舍利塔铭》，均为北魏、隋间的名碑。唐宋之际，寺庙碑刻留存渐丰，其中不乏精品。新绛唐代刻石《碧落碑》，书法奇古，以大篆著名全国；太原晋祠唐太宗御书《晋祠之铭并序》碑，是李世民效法王羲之，习兰亭行书的得意之作，开古代行书入碑之先河；唐玄宗李隆基书《裴光庭碑》，行笔豪放，气度非凡。此外，《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铭碑》、长子《白鹤观之碑》、交城玄中寺唐代女书法家高氏的《石壁寺铁弥勒颂》，均是唐代具有较高成就的碑碣。其后万荣县后土庙宋真宗御书《萧墙碑》、汾阳《狄公神道碑》、大同善化寺金刻《重修薄迦教藏殿记》、万荣金刻《后土庙图碑》、翼城元代赵孟頫所书《裕公和尚道行碑》、临汾明刻《尧庙尧陵图碑》均为山西寺庙碑刻中的精华。      北朝以来，由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传播，记述寺院沿革、歌功颂德的碑碣日渐增多，其内容也更加广泛，记载人物传记、宗教活动、民族、文化、战争、交通、经济乃至灾异的碑碣屡见不鲜，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造像、石刻、经幢石刻艺术在山西有着悠久的传统，除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外，保存在各寺庙及陵墓中的石刻艺术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时代的演变和社会风俗的不同，其形式和艺术风格更是丰富多彩。      造像碑是以雕刻石像为主的石刻，大多为佛教题材，偶有与道教有关的，并铭刻有造像缘由的发愿文、造像者的官职、籍贯、姓名等文字。现存实物以北魏、北齐最早，唐代也有较多的发现，其造像题材近于同期的石窟寺。由于造像碑雕刻的面积较小且多为高浮雕，故造像碑上所雕人物、动物、图案形象等更为精致、生动，是研究当时宗教艺术、宗教史的重要史料。      北魏早期的石刻像，装饰朴素，手法洗炼，其造型具有浓郁的西域色彩，晚期至北齐时期渐与中国传统的雕刻艺术相结合，成为地道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隋唐时期，石雕艺术趋于成熟，其雕像的人体比例更为适度，雕造技法也更加细腻，形象也更为生动，对石雕的造型已从写形发展至写实和写神。宋金时期的石雕像，写实意味更为成熟，这个时期造的佛像、菩萨，面相圆阔，体态轻盈，衣褶流畅，装饰华丽，突破了人与神的距离，使石雕像具有了现实人间的生命感。明清以来的石雕像作品保存也较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因造像之风衰落，其雕刻艺术渐渐转向建筑雕刻。清代，建筑中的柱础、栏板以及亭台、楼阁、桥梁、牌坊、石狮、影壁等均出现了一些精美之作，如五台山龙泉寺石牌坊，晶莹剔透，雕造精美，成为建筑石雕中的精品。      经幢亦为宗教艺术品，唐代以前多为木杆悬挑伞盖状丝织物，唐代始用石雕，因其幢上多刻有陀罗尼经文，故又称陀罗尼经幢。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前的唐大中十一年（782）经幢，分为上下两段，造型独特、图案精美，代表着唐代中晚期石雕艺术的成就。其后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雕造，风格渐趋华丽繁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