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洞窟也是平面椭圆穹窿式，后壁正面全部造像，有佛、弟子、菩萨等像，是云冈石窟早期昙曜五窟中造像最复杂的一个窟。      后壁主像为阿弥陀佛像，高15.5米，为立像，目视远方，神态肃然；遍身刻千佛，内着僧祗支，由左肩斜披绕右肋下，边刻连珠纹。外披袈裟，缠绕全身，再刻作折带纹。主像两旁雕刻有4名胁侍菩萨和众位弟子像。4名胁侍中，两侧两尊小，左为地藏菩萨，右为龙澍菩萨；外侧两尊大，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这4位菩萨和主像阿弥陀佛一起构成“阿弥陀五佛”的格局。      这组大立佛与胁侍菩萨的雕刻技法，全部用浅直平阶梯式剖面表现衣纹，与印度出土有迦腻色迦纪年铭文露足结跏趺坐于狮子座的佛像刻法大致相同。这组造像的雕刻，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但从衣纹和衣饰折带的刻风上看，仍有汉民族的风格在内。不少外国学者认为第十八窟正面这组造像，是直接承袭印度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其造像风格也必然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我们必须了解，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色，尤其是人口众多、又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佛像的雕刻风格上，仍保持有汉民族的东西在内，第十八窟的这组造像就是明证。      窟东西两壁各造一立佛，分别是多宝佛和药师佛，这两身佛和正面主佛合为三身佛。（不是 “三世佛”，三身佛和三世佛不能混而为一。三身佛各有名称，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三世佛，代表每一劫中的一千佛，合起来为三千佛。）    此洞中有一个特殊的造像题材，是明窗下西部龛内的立佛像。佛的右手托钵，下有3个孩子，攀肩作援登状。这个形象，是佛教小乘经中《阿输迦王（阿育王）施土》的故事：有一天早晨，佛与阿难进城里去乞食，见一伙小孩子在路边玩耍，用土块和土垒作粮仓和五谷。其中有一小儿，远远看见佛走了过来，并隐隐看见佛首后边的佛光，便敬心内发，欢喜踊跃，顿生布施之心。即取“仓”中的名为谷的土，用手掬着，欲施给佛，可惜身小探不着佛手中的钵，于是叫来另一个小孩说：“我登在你身上，把这些‘谷子’施于他。”另一个小孩欢喜地答应说：“行，太好了。”两小孩一个用肩顶着另一个，以土奉佛。佛见状，亦俯身低头以钵受土。其后佛告诉阿难说：“那次布施土给我们的二个孩子，其佛心在内，颇具佛门功德。我涅后，头一个动布施心的那个小儿，是为国王，名阿输迦王；另一个小儿，当为阿输迦王的大臣。”日后，佛的话果然应验。      这是佛教中因果报应的本生（前生）故事，在云冈石窟中后期的造像中，这类故事题材很多。      窟门西侧中层，所雕造的释迦佛和多宝佛说法像，是“蠕蠕”可汗之妻造的。其造像时的题记，现在仍能辨识出一部分，比较清楚的有“大茹茹……可敦……谷浑……方功……”等字样，    “大茹茹”，是北魏时的柔然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以柔然社会落后，污蔑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北齐、北周的史书，又改称“茹茹”。根据《魏书·蠕蠕传》所记，北魏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以前，“蠕蠕”屡与北魏有争战。自和平五年（464），北魏与柔然使礼往来，并有婚聘。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太和十六年，北魏派阳平王元颐与左仆射陆睿督领12将7万骑，北讨柔然，从此柔然不再与魏言和。“大茹茹”的可敦来云冈石窟造佛像并刻下题记，其时间当在和平五年之后、太和十六年之前。      第十八窟的主佛像，对应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太武帝是北魏诸帝中在位最久（28年）、武功最大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时开疆域，平叛乱，史臣评曰：“太武帝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但他却又是佛教史上“三武之厄”法难的最初也是最大的制造者。太武帝到了晚年，有了悔意，借故诛杀了道教的支持者崔浩以后，朝廷和佛教界的矛盾有所缓和。按照佛教的“因缘观”，太武帝灭佛过失应该谅恕，于是昙曜给其雕造了这一尊佛像。      这一尊佛像身上雕刻的千佛像，便喻示着太武帝曾经灭佛的事情，这种着千佛袈裟的雕像，在国内外极其罕见，这是昙曜运用“往生”的观念进行的独创设计。其用意是：太武帝杀戮佛门弟子，殉道的众弟子往生极乐净土，把千百个蒙难成正果的比丘形象，附着在太武帝的衣服上以资永念，兼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