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创于我国的北魏时期，那么究竟开创于何年？近百年来史家们作了多方考证，共有四种说法：一是明元帝“神瑞中说”（414 —415），二是文成帝“和平初说”（460—465），三是文成帝“兴安二年说”(453)，四是道武帝“天兴说”（398—403）。      神瑞中开凿的记载，出在唐代，西明寺僧所著《大唐内典录》卷四《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中说：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出据朔州东三百里，筑城立邑，号为恒安之都，为符秦护军。坚败，后乃即真号。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西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模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以后金代的曹衍在其所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遂得出这样的结论，云冈石窟“肇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其后，明代的《山西通志》，清代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等，均言云冈石窟“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实际上此说因所引的《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纰漏多多，且不要说神瑞年号是明元帝的而不是道武帝的，仅就把相当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的神瑞元年（414），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首先说明其作者对北魏的纪年都没弄清楚，遑论云冈石窟开凿断代。      另一种是和平初年开凿的说法，最早见于《魏书·释老志》和《续高僧传》。《魏书·释老志》说：和平初，帅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凿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雄伟，冠于一世。      《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中记载说：（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      这些文献都只说明在云冈石窟镌建佛像是在北魏文成帝复法后，实际上，和平初并不是开窟建像的准确年代。准确地说，在云冈石窟镌造佛像应该是在文成帝复法之后的兴安二年（453）昙曜入京（平城）经请命而开始的。      但是需要说明一点，“兴安说”也只能是云冈石窟造佛像之始，而不是云冈石窟开凿的最初年代；也就是说，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既不是北魏明元帝的神瑞元年，也不是文成帝的和平年初和兴安二年，而是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      云冈石窟的开凿肇始于天兴年间，是当今学者赵一德先生提出的。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拓跋令第一任道人统法果和尚，建造耆崛山，在武周山下的一个天然岩洞的基础上，展拓扩凿了云冈第一个洞窟，并作为僧徒们起居和习禅的场所，这就是目前云冈石窟群中的第三窟。这样，由于第三窟的开凿，不但和佛教胜地耆崛山有了脉承，而且和北魏拓跋氏的祭祀地“嘎仙洞”也有了呼应，于是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从民族角度，云冈第三窟就有了“灵”气。其后的明元帝数次祈祷于武周山并将其列为“常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扩凿的云冈第三窟；此后，“灵岩寺石窟”也就以此洞而得名。据此，云冈石窟开凿的年代要比后世基本公认的兴安二年早了60年。      可以这样说，云冈石窟的开凿是从“天兴”到“正光”，而这120多年时间又几乎涵盖了整个北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