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呈瑞(第五窟)
云冈石窟群中的第五窟,为中部区从东数的首窟,以其窟前壮观的4重阁楼式木构建筑、敞阔的洞窟、雄伟的造像以及华丽的佛像妆銮,成为云冈石窟群中蔚然壮观的一个石窟;又因其创凿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之特殊,加之历代修葺之偏重,亦成为云冈石窟群中卓尔超众的一个佛洞。 此窟同第六窟一样,也创凿于太和十四年到十九年间(490—95),孝文帝在一边为其刚去世的祖母冯太后开凿了“佛母塔洞”(第六窟),又在另一边为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开凿了“释迦佛洞”(第五窟)。 公元465年5月,12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第二年改元天安。在他即位后的不到8个月,年仅24岁就临朝称制的冯太后大量起用汉人大臣,如高允、高闾、贾秀、李敷等为辅政,削弱了鲜卑人如慕容白曜、刘尼等的实力。冯太后的这些举措,引起了鲜卑族人的严重不满。献文帝却未随母愿,偏偏站在了那些对冯太后满怀怨恨的鲜卑人一边。特别是在慕容白曜的问题上,献文帝对其重用有加,而其母冯太后又借故斩杀之,帝后之间怨障已成,只可惜慕容白曜成了这次帝后之争的牺牲品。献文帝亦不甘为其所制,杀了母亲的情人李奕一家以还报;反回来冯太后又杀了投靠献文帝的李欣一家。就这样母子之间,实际上是帝党与后党之间你一剑、我一刀地对杀了起来。献文帝才庸而不甘寂寞,冯太后智睿而处事果断,加之后党中人才济济,两厢一比,大局定矣。献文帝在位仅仅5年,于18冲龄被迫逊位称太上皇,传位于孝文帝,冯太后复临朝称制,重执朝纲。逊位后的献文帝胸无半点韬光养晦之谋,反欲借对外用兵之机企图干预朝政。冯太后再也没耐心姑息他了,以司马光的话来说,冯太后便是:“以李奕之死怨显祖(献文帝),密行鸩毒,夏六月末,显祖崩。”就这样,献文帝在23岁的时候,死于非命。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亦驾鹤西游了,孝文帝得到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施政的宽松环境,于是首先为养育和扶佐他成为一代名君的祖母在武州山凿窟——“佛母塔洞”;其父献文帝虽与祖母是政敌,毕竟父子血缘情浓,亦在云冈为其开凿一窟,借以慰藉亡灵,平衡过去的那一段政治公案,其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借以安抚朝内鲜卑族旧臣,有利于当时政治局面的平衡和稳定。于是,恢弘壮观的云冈第五窟启斧开凿了。因其窟内主像是公认的释迦牟尼佛,因而后世亦称此窟为“释迦佛洞”或“大佛洞”。 第五窟分为前室与后窟,窟前清初所修的4重木结构阁楼尚保存完好,前室便是窟前那座4重阁楼的底层。 后室北壁的释迦牟尼主像,高17.7米,半结跏趺坐,全身在初唐时经过妆銮,是云冈石窟所有造像中的最大佛像。佛像头顶为蓝色螺髻,面容丰腴,细眉长目,鼻准方直,双唇丰隆,双耳垂肩,端庄慈祥。内着僧祗支,外着袈裟;双手合拢置腹前紧贴跏趺坐脚,手为“禅定印”;整个坐形呈一种沉稳感,显示出释迦牟尼成道后的庄严法像。项光和背光为北魏时原刻,未妆銮,内层项光隐隐可辨莲花图案,中层刻有一坐佛像,外层刻飞天式歌舞神,身光两侧是火焰纹。大佛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大小不一的胁侍菩萨,内侧小,外侧大。 南壁开壁门,门拱内两侧各有一身高约3米、头戴羽冠的金刚密迹力士像,力士上层又各雕刻一树,树下各有一个半结跏趺坐的佛像;门拱顶有4个合掌的天人。窟门内壁左右各有一身高发髻、帔帛横肩、着菩萨装的雕像。 南壁明窗与窟门之东西壁均有佛龛,龛内有佛像、菩萨像;上部东西两侧有两个形式特殊的塔形龛,其下是一大象托塔。塔之形式是5层楼阁式,西塔第一至第四层开3龛,第五层开二龛;东塔却是一层开3龛,二至五层开二龛。龛内均雕刻有佛像。塔顶有刹轮,上有摩尼宝珠。这种五重塔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 窟门内部左右上角刻有相对的二身胁侍菩萨像,头戴花 冠,帔帛下垂交叉于腹际成硬角,然后上卷于腕上,上身的大裙向外飘扬,足踏莲花,右手托博山炉式摩尼宝珠,姿态优美,风格劲健。 门拱上方有两层并列龛,每层龛内有8身坐像,计有16身。这两层龛中的8佛,亦是昙曜凿五窟时的遗绪:佛象征帝王。上下层8佛自西向东分别对应的是:毗婆尸佛对喻始祖神元帝,尸弃佛对喻太祖道武帝,毗舍婆佛对喻太宗明元帝,拘楼孙佛对喻世祖太武帝,拘那含佛对喻高宗文成帝,燃灯佛对应冯太后,迦叶佛对喻献文帝,释迦牟尼佛对喻高祖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改营太庙,而上述的这种排列与太庙中的安排相吻合。 后室的西壁上下共有6层,最下层已风化。此壁的浮雕造像,除各层均有释迦、多宝两佛对坐的形象外,最多的是千佛浮雕。值得介绍的有从下往上数第五层北边的圆拱龛。龛内刻着一身菩萨,高肉髻,颈胸间有一个宽项圈,帔帛下垂交叉于腹际,下身穿大裙,莲花跏趺坐于狮子座上,左右有二胁侍菩萨。这种主像的雕造形制是弥勒像。弥勒佛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是造出在兜率天时的补处菩萨像。据佛经说,弥勒生于天竺南部国的大婆罗门妙梵修梵摩家,弥勒为姓,名阿逸多,后随释迦牟尼传道时为弥勒菩萨,受尽磨难,终于修成正果,立地成佛。在中国各个朝代中,人们对佛教人物印象最深的是弥勒。据说只要你信仰弥勒,弥勒便会出现,到那时便“雨泽随时,谷稼滋茂,不生草秽,一种七收,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食之香美,气力充实。”(《弥勒下生成佛经》) 第五窟全窟造像的特征与风格,很明显地已融入了汉民族的形式,从中亦可听出孝文帝改制的脚步声已走进武州山开凿中的石窟里,并由此而影响到石窟造像风格之嬗变。 雕塑家“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生活情景,创造出新型的汉民族形式的佛、菩萨、各种护法、天人等的形象,在云冈石窟造像中已臻成熟的“云冈风格”,达到了意匠丰富、雕饰华丽的地步,使云冈石窟的雕造达到了高峰阶段,成为5世纪中国北方以大同为中心的劳动人民创造人像艺术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