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各地都有传统的固定的赶集日期，到时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故称“赶集”。有的地方农历逢三、逢六、逢九有集，有的地方逢一、四、七有集。通常为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      赶集是山西广大农村进行贸易的主要方式，集市是村社最广泛和普遍的贸易场所。山西的集市在周代时就已产生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今日仍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风俗。      农民赶集主要是交易农副产品，一到逢集之日，沿途骑车的、挑担的、肩背的，络绎不绝。集市有各自固定的地点，一般设在中心自然村或交通要冲。集市中各类商品，如粮食、牲口、猪羊、菜蔬、布匹、杂货等，都有各自专门的交易区域。      这种区域的划分是人们长期交易的习惯形成，买什么东西就到什么市上去挑选。      集市上一般没有固定的店房柜台，一切货物就地摆摊。      人们一般在早上赶到集市，中午在小饭摊上喝碗羊杂汤或河捞面、粉汤之类，也有自带干粮的。傍晚散集，各自归家。在集市上出售货物，允许大声叫卖，这种风俗以晋中一带最盛，吆喝声此起彼伏，响彻全场，声调各异，十分有趣。集市贸易还可以讨价还价，或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      集市的经营内容紧密围绕农业生产所需，不同的节令季节有不同的物品交易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必需。如兴县二月二骡马集会，其时春耕即将开始，牲畜买卖因此活跃起来。新中国成立前汾阳县四月十一的集会以卖夏收生产工具为主，集市上杈把、木锨最多。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供销合作社，此节才淡薄了。中阳县每年的“杈把会”，也是为夏收和秋收准备生产工具的集会。石楼县的“芫荽会”也很热闹，因当地羊多，吃羊肉佐以芫荽（也叫香菜）可以减少腥味。凡此种种，都说明集市贸易的品种均以当地生产和生活所急需、必需为大宗。      “会”的性质与集相似，但规模要比集大得多，贸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山西的“会”都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往往和寺庙活动结合在一起，所以民间也称为“庙会”。      会的地点往往在当地的寺庙内或寺庙周围，除了物资贸易之外，还有唱戏、卖艺等娱乐活动。庙会不像赶集那样频繁，通常一地每年只有一次。庙会最早是民间求寿免灾、祛病祈祷的一种活动。自封建社会开始，它逐渐演变成物资交易的重要场所，交易和娱乐逐渐成为庙会的主要内容。山西各地人们祖辈养成了赶庙会的习惯，如翼城人流传着“逛了汤王会，死了也不亏”的民谣。      庙会都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和名称。如四月初八和九月九的运城解州关帝庙会，运城汤里二月二和九月十三的舜帝庙会，忻州吕令二月初八的瘟神庙会，忻州城关五月初一的城隍庙会以及董村五月十九的龙王庙会，等等。      平定县据1987年调查，全县保存有传统庙会164个。闻喜县据1990年调查，全县主要的传统庙会有23处，每年逢会30余次。雁北边陲阳高县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孤山奶奶庙会，端午节有真武庙会，六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是关公庙会，七月初一至初四是许家园胡神庙会，九月是南翁圈勒马关帝庙会。      大同的庙会也历史悠久，从正月初八的八仙日开始，二月初三有帝君庙会，三月三日有曹夫人庙会，三月十八有娘娘庙会，四月初八有奶奶庙会，四月十五有鲁班庙会，五月十一为城隍庙会，六月六为玉龙洞庙会，六月十三有龙王庙会，六月十九有观音庙会，五月十三和六月二十三有关帝庙会，六月二十三又是火神庙会，七月十五有盂兰盆会，八月二十七有文庙会等等。      在山西的诸多庙会中，以洪洞县广胜寺庙会最为盛大。      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逢会，邻近七八个县市的人都来赶会，广胜寺周围几里内，摊棚密布，七十二行，各显神通。乡宁县四月八古庙会历史最久，距今已有一千余年，与会客商涉及秦、晋、豫三省，人多物广。      而最具特色的要数翼城汤王庙会。汤王庙会每年农历腊月十三起会，历时半月。庙会以估衣交易为主要特色，汤王庙院内聚集120多家估衣铺，庙外上百亩大的场地，分四条大街起棚设摊，京货和鞋帽占两条大街；首饰、土产、食品和杂货各占一条大街；大街之外又有木材、骡马市场。汤王庙会每年逢会时既不张贴广告，更不演戏，却不减繁华热闹；各处商店摊棚，不论客商参加与否，均照常支付地皮租金，年久不变；会期内没有专门的保卫组织，但从未发生抢劫哄闹事件。汤王庙会之所以不招自来，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会期适时，正值农闲又临近春节，人们普遍急需购买衣物年货。其次是商风好，货全易挑选，还可以先购物后付款。再次是毗邻各县需要用自己的木材、铁器来这里交换棉花，汤王庙会成为难得的购销市场。再者是历年参会的各商号对这里的行情十分熟悉，准备货物胸有成竹。所以，汤王庙会的贸易在几百年间热闹非凡。      骡马大会，是专门买卖牲口的交易形式。雁北阳高县的骡马交易会，会期长达半月至二十天。临汾尧庙会也是以骡马交易为主，鲍店庙会则主要是羊的交易会。山西的骡马大会以五台山每年一度的骡马交易会最为壮观。五台山骡马大会每年农历六月开始，正值草丰水美之际。期间，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陕西、宁夏等省区交易牲口者都汇集到此，骡、马、驴、牛遍布山谷，买者卖者摩肩接踵，从明清以来便是晋冀鲁豫陕甘宁以及内蒙古数省范围内空前的骡马盛会。      现今山西的庙会，除了以物资交易和娱乐为主要内容外，也有一些旧俗流传下来，如各地逢娘娘庙会时，有一些百姓也要去拜神求子，如中阳县三月十七柏洼山庙会，石楼县四月初八娘娘庙会，平陆、芮城三月十八檀道娘娘庙会等。也有逢药王庙会去拜神求药、祈求平安的。      山西城镇中主要的贸易场所是街市，早在战国时期的晋国就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街市。《汉书》：“尹翁归，河东平阳人，晓习文法。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之为市门吏，莫敢犯者。”可见，汉代的平阳街市已繁荣得可以。      唐宋时，山西的蒲州、绛州、平阳、上党、离石、太原、大同等地，既是军事重镇又是经济中心，都有繁华的商业街市。宋代的太原是北方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其城镇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唐代。城市之外又有所谓的“镇”，在唐代，镇是军队聚居驻扎地区，一般在交通要道地方都有镇。宋代，镇不一定都有军队驻扎，但凡有镇，则必定会有商业活动，因此，在城镇经济繁荣时，镇也兴盛起来，具有了相应规模的街市。      街市中有店、铺、肆、馆、行等商贸建置，贸易的商品有粮食、铁器、蔬菜、水果、布匹、食品、皮草等，品种繁多。许多城市中店铺毗邻，市人混杂，热闹非凡。      明清以后，山西的街市迅速发展，各地的县城都有了可观的街市，如运城、曲沃，特别是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等地，商业市场全国闻名。太原的大中市、开化市、柳巷等街市的贸易居全省之冠，布局也趋于合理化。各类商品都有相对固定的集中地，如粮食店铺多在三桥街、旱西关一带，凡来太原的人都要在这里买东西和食宿。新中国成立前，太原鼓楼街的一分利饭店、正太街的山西大饭店、过门底的开盛园、柳巷的正大饭店、红市街的四美园、帽儿巷的香积园、上马街的清和元等，均很有名气。      据资料记载，周代时，街市有三类，一是朝市，二是大市，三是夕市。三市的区域并列，从东往西顺排。交易对象也有所不同，朝市以居住城镇里的“国人”为主，大市就有不少农村乡野的百姓参加，夕市主要是商贩批发货物的场所。市场统一由官府管理，有驻市的官员，其他“肆长”、“胥”、“司稽”、“司暴”、“胥师”、“贾师”由平民或商贾担任。市集地区有墙有门，有专人看守，开市前，各职位的人都要到岗，由“司市”悬旗表示营业开始，降下旗帜就表示时间已到、交易停止。      街市作为一种专业固定交易的小区，过去的布局至今还有遗迹。山西各地的城镇中，诸如“猪市巷”、“羊市巷”、“菜市巷”、“柴市巷”、“灯市口”、“布胡同”、“骡马市”等，至今仍存其名。在粮食市场上，卖粮的为“粜”，买粮的为“籴”，新中国成立前论斗，后论市斤、公斤。街市上的行价，过去常用手指暗示价钱，可以讨价还价。手指数目也有讲究，一二三四五伸出各数的指头数，六以上则用拇指代五，加一小指为六；拇指与食指、中指并捏为七；拇指与食指张开为八；食指做钩状为九；十数则用全拳或用食指一转。山西流传的指数口歌有：“六捏捏、七撮撮、八张口、九钩斗、十指头。”牲口市扎有牲口桩子，供卖主拴牲口。牲口市场有经纪人为买卖双方撮合，称为牙行。买方相过牲口后，由经纪人捏价，方法往往是把手伸在袖筒内讨价，不叫外人看见。定价后，经纪人抽取佣金。卖牲口的不卖缰绳，其心理是不让别人认为卖主养不起牲口。      行商相对于坐商而言，是山西商人早期发展的主要特色之一。明清之际的山西商人十分活跃，被称之为晋商。其行商可分为三大类型：即旅外商、转运商和乡游商。      1．旅外商旅外商包括骆驼帮、马帮、牛车帮等，主要向俄国、蒙古、朝鲜等地运销，以茶叶为大宗。坐落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为中俄两国最大的边贸市场，几乎全由山西商人把持，榆次常氏“大”字行字号即有数处，太谷人王相卿与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合资创办之“大盛魁”亦在恰克图设转运驻地。此外还有东北边之海拉尔、西北边之塔尔巴哈台，均为晋商垄断的对外贸易市场。他们通常是先从长江、汉水、运河将南方茶叶运至河南周口、朱仙镇，再由骆驼驮运回山西，然后出雁门关、杀虎口，经归化、库伦、伊尔库茨克抵莫斯科。      大盛魁的骆驼队，人们称之为货房子，每顶货房子包括骆驼队14把，每把14峰连作一串由一名驼工牵拉，共骆驼196峰，加上找水用的马和10来只狗，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驼队，由三个押运人领队指挥。每到驻地再分把进入各盟旗赊销批发。另外还有一部分驼队专做串蒙古包的零售业务，驼队或分或合，或大或小，视商品情况与贸易额多少临时组合。驼队押运人员大多在山西祁(县)太(谷)等县招聘，在科布多接受专门训练，直至精通蒙语、俄语以及维吾尔、哈萨克语言，始可分到各货房子使用。由于他们通晓蒙古风土民情，所以在分散售货时常和蒙民共住蒙古包而不受歧视。      驼帮在内地也有固定的接运点，如祁县鲁村即有履泉、浑原、万顺、复兴等四个转运店，先用骡驮把成茶由河南接回鲁村，再由此装驼运到张家口再转国外。大盛魁自称“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有骆驼”，该商号在极盛时有职工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峰，并由此而带动了内地骡驮、牛车、船帮的发展。如祁县乔家堡商人王庭林即拥有一支6O0多头牛的牛车队，往返于新疆运输物资。      历史上的山西商业是外向型的，由于“土瘠天寒生物鲜少”、“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所以“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刻薄的生存环境促使山西人最早走向谋商求生之路，他们“西贾秦翟，北贾钟代”，不仅活跃于北方边陲城镇，垄断了包头、张家口、海拉尔市场，还南下长江贩茶贩丝办盐，足迹遍及全国。明清后，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几百年来，形成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输出茶叶为主，遂称“茶叶之路”。      大盛魁职工每三年可回家探亲一次（学徒期要满15年才能享受这个制度），回时由总号赠送骆驼一峰作脚力，通常在进入山西境内后便将骆驼卖掉换乘马或雇骡车至家。      驼帮押运人在穿行沙漠时乘驼轿，这是一种绑缚于驼架上的小轿子，可供一人踡身而卧，随着驼铃之叮咚声，一摇一晃前行。行程动辄以月计，丧于途中者即由驼箱运归。晋中一带有句骂人的口头语“犯驼箱”，意思是死在外头运尸返里，这种驼箱即运尸器具。张家口至恰克图约2900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流沙无定。每当夏季，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而遇冬季朔风呼号，气温最低可达零下36度，途中冻僵毙命者时有发生；春秋季若遇风沙骤至，遮天蔽日，走石飞沙，间或遭匪劫掠，损财折畜丧命者亦时有所闻。      明人张四维其父、叔父、三弟及姻亲王氏都是明代山西蒲州(永济)的大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年轻时家境拮据，发愤外出经商，先到甘肃皋兰、张掖、酒泉，后去江苏、湖北、四川、河北、山东等地，足迹半天下。主要经营盐业，谙熟沧盐、淮盐业务。此外还经营过粮食、绸布、竹木、皮张等。以善于审时度势、明辨物产而获利。依照蒲州风俗，商人一生中会数次改变行业，甚至一年中数次改变经营内容，但盐商却世世代代不变。蒲州盐商展玉泉几代经销沧州(河北)盐，其父即为沧盐商贾，展玉泉致富后捐资买官，授河南商丘驿丞后，仍时时关心其子的经商活动。      2．转运商山西商人在其未成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之前，大都是从南运北贩开始创业的。号称百万的介休侯氏，最初也是跑苏杭贩绸缎起家；平遥李氏以制铜绿、卖颜料转而搞起了票号生意；太谷曹氏在东北卖豆腐发迹，祁县乔氏在包头起先也不过是做点粮食蔬菜之类的小买卖；创“三晋源”票号的渠氏祖先竟是贩梨枣出身。他们“甘劳瘁，耐风寒”，辗转于边塞驻兵之地，开贸于锋刃相舞之旁，虽冒风险而未尝裹足，凭着自身的长途贩运，实打实地逐步积累财富，转而发展成为更大的商业集团。      明清之际是山西商业的辉煌时期，其中转运商有着不可低估之劳绩。比如，山西不产茶，但最先把茶叶推向国际市场的却是山西人；曲沃张氏明末引进烟草种，使曲沃成为山西最大烟草基地，吸引晋中等地商人开办了多处烟店并把烟草成品推销国外；太谷“龟龄集”获得成功后，在药材采办中垄断了广州、香港、河北安国等市场，甚至连京津药店也不敢与抗衡；此外，东北、西北地区之皮毛市场，江南之丝绸、盐业市场，山西商贩均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晋中一带字号名中嵌有“川”字的茶庄很多，祁县有“巨贞川”、“大玉川”、“巨盛川”、“大德川”、“宝聚川”、“长源川”、“宏源川”、“通川盛”、“长裕川”等。他们采办茶的地方主要在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和湖南交界处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司、福建崇安县以及江西等地，就产地加工分类，以不同包装运销各地。每年春季，茶庄采办人员即进入茶山监制，在没有铁路交通之前，先由祁县鲁村雇骡驮轿出子洪口直至晋城，翻过太行山抵河南平原，再到汉口，然后分头进入各茶山雇当地女工采茶。经初步翻晒、蒸烤加工，分类包装回汉口，进一步装木箱发运各地或仍按原路返回鲁村，再转运绥远、张家口。就像蚂蚁搬泰山那样，每年由各茶山贩运之茶叶达数十万箱之巨。      太谷曹家在初期从河南、山东等地贩运曲绸(由柞蚕丝织的绸)，每疋长市尺五丈，重48两(旧制16两秤)，每疋价银30余两。运回太谷后另行打包，贴上“锦泰亨”字号商标，经归化装驼外销，成为蒙古、俄国的抢手货。每年平均约销12000疋，获利甚丰。      以“龟龄集”、“定坤丹”闻名于世的太谷广升药店，道光年间还只是在汉口、怀庆等地自行采购药材，但随着业务扩展，又在祁州、禹州(今河南禹县)、广州等处设庄，由自采自制发展成为大批发商，并以进出口为主，垄断了香港药材市场。当时从印度、缅甸、泰国及南洋群岛进口之南药有两大类，一是植物药广木香、肉桂、豆蔻、砂仁、檀香、槟榔之类；一是动物药犀牛角、牛黄、珍珠、牡蛎之类。每当南药到达香港，洋行便立即通知广升药店驻香港分号，开价并先挑好货；在祁州、禹州药材市场每届会期开始，一些砂仁、豆蔻畅销货之开盘价，也唯广升药店马首是瞻，卫帮(天津帮)亦不敢望其项背。      清乾隆年间，祁县商人张云中随军贸易进入新疆伊犁，把内地土特产如绸缎、烟酒、茶糖杂货之类运往迪化等地，再由新疆收购皮毛、玉石、药材等返运内地。当时阿穆尔撒纳领导回民起义，张氏组织祁县籍商人集中居住在伊宁县东南圩子进行自卫，天长日久，这个村子竟成了祁县商人的聚居地。清光绪四年(1877)左宗棠率军收复了被俄国侵占的疆土，设行省，内地入疆经商者源源不绝，至今新疆商行仍称山西人为他们的商业祖先。      祁县乔家堡王庭林600头牛的车队，常年往返运行于阳关古道，是驼帮之外的又一支运输帮。他还代山西晋中入疆商人捎带家书物品，故深受商民欢迎。曲沃自明末引种烟叶，至清末已成为年产一千万斤左右的烟草大县，平遥、祁县、榆次等地商业资本家与曲沃商户合办或自建的烟坊达百余处。铁路修通之前，主要运输工具靠大车和骆驼。当时运烟叶的脚夫中流传一句口头禅：“拉不完的曲沃，填不满的平遥。”老字号永兴和的烟草老牌子“郑世奎”销往屯留、长子；兴隆昌的“王梦龙”烟草销往碛口、柳林；东谦亨的“东生烟”远销俄国西伯利亚；永发和的“月生定”以及祁县长盛源的“原生定”和“晋生定”则畅销于张家口、包头等地并转发蒙古。类似这种自产外销的产品还有晋城的小五金、大同的铜器、运城的盐、阳泉的煤等。      3．乡游商乡游商或称“货郎”、“担担商”、“挑八股绳”，以乡村为主要兜售市场，或背负，或肩挑，或推车，走串于街巷，贩运于城乡。根据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一些游动的服务性行业也相继出现，并加入游商行列。祁太秧歌中有卖豆腐、卖胭脂、卖绒花、卖柴伙、卖布、卖芫荽、卖烧土、卖高底、卖瓜以及布换花等20多种乡游商贩内容的剧目,反映了明清以夹串乡贸易商人的活动情节。      山西乡游商经营的季节性商品有鲜果鲜菜类和应节用品类二大种。桃、杏、槟果、西瓜等一般均由当地农民贩运，这些季节性商品无固定专业销售人员，通常是以翘头扁担挑两个柳编笸箩，当日天不亮上山接货，上午即上街市出售，一般不存货；冬季以梨为大宗，由原平市同川等产地专营商赴各市县设点出挑零售，且有固定的村庄路线，互不相犯；除梨之外兼售葡萄、果干、花生、柿饼、核桃之类，秋出春返，极少在家过春节，即使回家也必捎带提货。蔬菜为城镇附近农民兼营，以向城市销售为主。      应节用品类主要有：神前用品如端阴节的门贴、中元节之花纸、中秋节之月光马(月光菩萨神衹)、春节前之灶君、家堂印制图以及香烛供器之类。买卖双方均忌说“买”或“卖”，必说“请”。此外还有腊月上市的炒米(用糯大米膨化加食色染红)、糃脱子、糃瓜、蜜供；元宵节前之元宵、端午之艾草，均为专行专售的季节性商品。此外，夏令之冻凌(冰块)、冬季之麻糖，也属季节性商品。      游商们常年经营的商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加工后销售的商品，以食品最多，如豆制品之豆腐、腐干、豆腐衣、老豆腐、豆腐脑、绿豆凉粉条等，还有粉丝、凉粉、凉糕、枣糕、糖葫芦、蜜山药、碗脱子(晋中亦叫盘碟)、醪糟、灌馅儿糖、饴棒棒之类，一般均个体专项经营，家有小作坊而出担外售。      规模较大的如粉坊、糃坊等亦批给其他小贩。此外，吹糖人儿、捏面人儿、制作小泥偶等儿童玩具等，技艺性较强，边制作表演、边唱小调，吸引人们围观和购买。二是贩卖类，即货郎担。是城乡间商品流通领域里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户，对城乡特别是农家所需了如指掌，故其贩运物品方方面面无一不备。如油盐酱醋、碱面糖果、花色布、绸缎、神幔、桌裙、包袱皮等等。经销丝绦类织物的货郎也称带带商，不用担挑而以丁字形架搭上商品，背负货箱串街游乡。京广杂货类包括化妆品、卫生洗涤用品。日杂类有煤油、火柴、纸类、颜料等。小五金类则锥、针、刀、剪、顶针、铜锁、烟具、锡器。陶瓷商贩分两种，一种是以破布废纸互换的粗瓷碗盆；一种是瓦瓮瓦盆之类，由独轮车贩运。文具书籍则以木箱包袱之类背负，专走串村塾、学校。乡游商明清以来形成之定型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三是服务类，是乡游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绞笸箩蒙张面箩、修锁配钥匙、钉鞋、铲梳、焊烙金属器具、钉锅补缸、换破烂、剃头、阉猪、戗刀磨剪，甚至游医算卜等。      以上乡游商贩20世纪60年代后几近绝迹，80年代后又陆续出现，然内容与形式已发生明显变化，服务性类增加了修理钟表、家用电器和照相等行业。      坐商是相对于“行商”而言，凡有固定的营业处所，进行专营或兼营商品业务的“店”、“铺”、“堂”、“庄”、“号”、“栈”等，均属坐商范畴。坐商多选择城镇闹市街道两侧进行营业，城市中临街建筑多为商家所用，繁华地段逐向高层发展。洪洞县有一条街两侧全是二层明代建筑，店铺、茶肆、酒楼、饭馆充盈其间。紧傍通衢之乡镇也有繁华的商业街，如祁县贾令镇，古称川陕通衢，据1937年的资料记载，贾令南北一条大街竟有商店铺面167家。      辛亥革命前，人们习惯把金融业包括钱庄、票号、典当以及加工销售单位如制药、酿酒、冶铸锻造等统归入商业。民国初年，山西各地所见的坐商大致有：钱行、斗行、当行、米面铺、药材铺、彩帛庄(多兼丝穗)、布庄(多兼钱庄)、茶行(多兼票庄)、烟行、杂货铺、山货行、银炉首饰店、铁器店、木器店、竹器店、皮毛行、挽具铺、成衣鞋帽铺、饭庄、炉食铺、鲜肉铺、印染行、香腊行、书肆、钟表店、煤炭行、镜行、瓷器铺、纸扎裱糊行、赁杠行、车马行、乐器行，以及剃头、澡堂、修车、照相、牙行(经纪商)、古董等等，各行都有各自的行业体系，各有崇奉的行业祖师。如斗行供神农与八蜡，烧锅行供杜康，磨坊供马神，茶行供陆羽，药材供药王(邳彤、李时珍、华佗，众说不一)，木器行供鲁班，铁器行供太上老君(凡冶炼业如银炉、焊锡、烧窑均供之)，染坊供梅葛二仙翁，裁缝供轩辕氏，理发供吕洞宾，书业供文昌帝君，而更多的店铺都供财神。      坐商不论规模大小，必先具备资金实力，资本有领东、自营、合伙三种形式。领东即资本家投资，也分独资和集股两种，聘请主柜者经办，称掌柜；自营即以自己资金而自任掌柜，参与实际的商业活动；合伙为两人以上志趣相投、各具资金实力或有一定技能者合伙经营，公举一人为掌柜，余则分别参与具体业务，其字号名称中多含“义”、“合”、“协”等字眼。      明清后山西出现了所谓“绅商”集团，是传统绅士与新式商人的结合。尽管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商事活动而只是投资者，但外界仍称他们为巨商大贾。山西号称百万之富者如介休侯氏、太谷曹氏、榆次常氏、祁县乔氏渠氏、平遥李氏以及临汾、运城、潞安、太原、忻州等地富商都纷纷成为投资东家，离商而不弃商，过起了绅士生活。      财东们在选择任用掌柜上是慎之又慎的，投资某商业时必先物色一位有经验、有胆识、可信赖的人以礼相聘，并在中介人参加的宴请席上陈情表态，签署合约，从兹重任委予，财东们平时绝不干预号事。在各商号的掌柜中出现了大批精于商务的理财能手，他们的声望远远超出其财东之上，如明代之王文显、范世逵、王海峰，清后期之段敬斋(大盛魁经理)、戴世封(励金德当家人)、雷覆泰(日升昌经理)、毛鸿翔(蔚泰厚经理)、贾继英(大德恒分号经理)、李宏龄(蔚丰厚经理)、高钰(大德通总号经理)、申守常(广升远经理)、孟子元(协同庆经理)、阎维藩(大德恒总经理)、宋聚魁(蔚泰厚副理)等。      晋商在用人方面有一套极为严密完整的制度，任人唯贤是其主要宗旨。掌柜(总经理)录用学徒须经引荐人(亦称上司)介绍，并有殷实店铺作保，要求学徒年龄在18岁以下，家世清白，仪态大方，善书法，会珠算，懂礼节，能吃苦，一般学徒期三年，只提供饮食或少许薪金。大盛魁初期之学徒要满10年始准回家探亲，其间若稍有过失即有被辞退的可能，故学买卖也称“熬生意”。凡商号职工从掌柜到学徒一律住号，不准携劳家眷。而学徒除号务之外还得为掌柜铺床叠被、斟茶倒水、清理打扫，所谓日理“三壶”(茶壶、酒壶、夜壶)，晚上还得练写字、打算盘。      清代以后，山西商业中普遍实行“顶身股”制度，“顶身股”和财东之银股同样可获得分红权利。东家聘请的经理，一般为一股(10厘)，这是当初便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的。普通职工工龄满10年以上，没有过失，由经理向财东或众股东推荐，即可将其姓名登记入“万金帐”，就算顶了人身股，写明开始时间与身股数量，通常由一厘五或二厘起计，以后每逢三年账期(即结算红利的时间)根据每个顶身股人员的能力和贡献，酌量增加，直至满全份(10厘)为止。这一熬，少说也得五个账期，加上其顶身股前的10年，人生已届不惑之年。其间升擢不一定论资排辈，有终其生还顶不到一股者，但也有才华出众者每破格提升，三个账期即超越其前人而升上了经理宝座。      身股随商号经营年限的延伸而无限增加，以大德通为例:1889年顶身股的共23人，股额9.7股，到1908 年，顶身股的增加到57人，股额升为23.95股，超过了银股总数。也就是说，财东把一半以上的红利让给了顶身股的从业人员。遇到兴旺时的账期，红利相当可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太谷志诚信开帐红利每股为白银14000两；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祁县大德通开帐分红，每股达白银17000两，相当于初吃薪金者4000人一年的工资。这种物质利益的刺激，成为商号发展的内部动力，不仅对顶身股者产生作用，而且对未顶身股的其他伙友更具诱惑力，使他们勤奋自勉，努力工作，力争“熬”到顶上身股以提高身份、增加收入。      商号规矩是约束商店人员自我克制的另一面，所谓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在商号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俗谚“世上三不过意，人情王法天理”，最难对付的是人情关。所以在号规中明文规定财东不得干预号事，不得举荐子弟亲戚入号，经理子弟亦不能在本号供职。商号职工稍有疏忽，轻则受责，全号鄙视，重则开除，若后果严重，还要追究引荐者责任。凡被开除者，其他商号概不录用。大商号的规章多达30条(大德通1884年)，印制成册并张布于号内柜台醒目处，职工均须熟读牢记。如大盛魁由于业务庞杂，所定号规尤为详尽，主要有：不准携带家眷；不得长支短欠；不得挪用号内财物；公章不能用于作保；不准兼营其他业务；禁止嫖赌吸鸦片；不接待个人亲属朋友；非因号事不得到小店串门；班假期内不准到财东和掌柜家闲坐，更不许送礼；号内人员之婚丧喜庆由号内备礼，人员间不得相互馈赠；不许欺瞒包庇，互相推卸过失；不准擅离岗位或逾假不归。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立即开除出号：打架斗殴、挑拨是非、结伙营私、违犯民族政策者。其他商店与此大同小异。小商号特别是一些带有加工性质的商坊，还存在体罚笞挞等情况。有一首《学徒苦》歌中曾写道“学徒苦，竟日劳作无寒暑……店堂似监牢，师傅狠如虎，动辄受鞭责，身体无完肤，有家归不得，有苦向谁诉。”学徒除伺候掌柜、遵守号规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为规范和语言忌讳。如身上不得携带钱钞，进柜后将个人钱财交账事先生代管，每人一个钱褡排列挂于账房，需用时和账事先生声明用途、数额方可取用；算盘用毕不能垒着放，只许单排；给掌柜或客人点烟不可触摸烟袋锅；不许背靠柜台站立，有客在垂手侍立，斟茶不能满溢，不得背向客等等。有的商号规定其伙友必须穿长衣(袍、大夹袄、大袿)，不许外罩坎肩；关店门时要说“请门”忌说“关”，尤其在春节期间，凡“烂、塌、败、坏、损、亏、赔、歇”等字均在禁说之列，连饺子煮破也只能说“绽”，“绽”与“赚”音近，以取吉利。开革人员事先只有掌柜一人知道,通常选择农历正月十七日宣布。平时有过失之店员这一天总是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只要掌柜传话为某某安排席位时，那就说明某某卷铺盖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了。      坐商之规模大小悬殊，小者仅铺面一处，大者在总号之外于各地设分号一、二十处。有的财东拥有数十上百个商号，分设各大商埠码头。如榆次常氏于清康熙末期在张家口设布庄，获利后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药材，到同治朝发展到十几个商号，号称“十大德”，并在莫斯科设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大德玉五家商号，国内则“沈、京、津暨吴之苏、淞，荆之汉、沔，列肄者又数十所”(引《常氏家乘》)。太谷曹氏明末发迹于东北辽宁朝阳县，由磨豆腐、养猪而经营杂货、典当业，并在沈阳、锦州、四平设分支，清入关后始由关外发展到关内，道光年间其全国各地商号已不下数十处。祁县乔氏，清乾隆朝由包头发迹，历经嘉、道、咸、同，生意一直兴旺，到光绪中期，全国各地之商店分支已有四、五十处，还在乔家堡本村设万川汇，亦相当于曹家砺金德，为乔氏商号之总办事处。其他如大盛魁的“盛”字联号，介休侯氏的“蔚”字联号，祁县渠氏的“川”字联号，平遥李氏之“日升”联号，均在全国各通都大邑设庄设栈。      商号在经营策略方面很重视保密性，内部行文往来多用特定的暗语和代号。如当铺的“当头”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12个字代替月份号。当物也有代号，单衣用?，棉衣用0，夹衣用×；棉织品注“破旧”，丝织物注“虫蚀”，毛皮类注“板光”，银器注“毛”，金器注“淡沙”等。还有在当票上事先印就“原油虫破”字样，用大草体使当者莫辨，而经营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相同于此的还有坐堂医生的处方，事先和药铺约定，用一些生僻的代用药名和极难辨识之草体，一则防泄密，二则别的药房因不识也不敢贸然抓药，从而维护了本堂的利益。用暗语和代号最多的是钱庄票号，以“三晋源”为例：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以“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代表1～10数码；以“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代表12个月号；以“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1～30日号。      类似情况各商号均有自己的密码编号，一方面应用于书函往来，另一方面也寓含业务道德教育。      坐商除日常业务外，有两次极为重要的财务性活动，一是账期，一是标期。      账期为财务大决算，一般为三年一期，也有四年者，所谓“过三不过五”，如超过两个账期还无红利可分，说明这个商号濒临倒闭了。每个账期盈亏，由总号统一核算。总号根据各分号清抄汇总而核定盈余额，经股东审查议定，提“厚成”(相当于公积金，不计股但计利益，备应急之需)若干，红利若干，还留少许作犒金。因每一分号所提供的利润不尽相同，而帐期又相当于大会试、大考核，关系到每一职工之前途命运，凡生意顺遂、盈利大者每有升提之望，而赔亏者则无地自容。祁县乔氏财东届账期必宴请各路老板会集议事兼示犒劳，其席次座位安排即根据各号商绩而定，优者居正席，余则递次。业绩差者往往委婉托词而逃避宴会。      旧时商号对外往来可归纳为货物批发和资金借贷两类。      提货一般不用现金交割手段，商号之间在货款归还以及借贷结算上均有期限，到期欠户自动直接交清或兑交(例如三角债关系)，债权方面绝不催讨，这一期限称为标期。标期分春、夏、秋、冬四期，每期三天，一般定在农历二、五、八、十一月之上旬，具体时间由各商家代表在每年冬标时确定次年标期。欠户在标期前三日办理交款手续，以现款(银)为准。钱庄或票号为立户的商号代收款额。届期如还不了款称为“顶了标”，那么这一欠户便在商界失去信誉，各商号相率与之减少经济往来。故商号宁愿出“贴水”于就近票庄代交以缓燃眉，也绝不落个“顶标”的名声。      标期在兴盛期为商号之重大节日，届时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商店内伙食特殊改善三天，接待交款和订货洽谈生意的其他商店客人。大盛魁之冬标尤其不同凡响，各地骆驼队先后返回归化，带来大量商品上市亮相，使整个归化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连戏园、澡堂也人满为患起来。      祈典和会期也是坐商一年中的重要活动，尤以春节至元宵节这段时间为热闹。因为这段时间业务少，工作清闲，就近伙友可以探家，商店伙食较平时更为丰盛，商号还备有乐器供职工自娱，聘请乐师来传授指导。正月初一至初三是各商号互投拜帖贺片的时间，初四至初八陆续开市营业，各地习俗不同，以初八开业者较多。初五日接五路财神，掌柜一般要亲自到财神庙上香，暗祷本年度生意顺利，万事大吉，并向庙祝布施香烛银以求保佑。有些商号有自己独特的供祀方法，如太谷曹氏在沈阳之富字号要供磨神，每年要自磨两次豆腐以对其发迹之始永志不忘；大盛魁则在除夕夜喝米粥表示忆苦追源以求自勉。大盛魁还有一种和别的商号不同之处，即银股、身股之外还为狗设股。因狗在草原上作用甚广，故特别重视呵护，狗饲料与人所食者相去无几，每足1000条狗时还专门为狗唱一台戏。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商业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直至国营，其旧时商风、商貌屡经移徙变革已不可复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私营商业纷纷兴起，然无论其规模形式、经营机制已与囊昔大相径庭，更现新意。      古代商人十分注重信誉，晋商尤重字号名声，视同生命。      每于开张之前即请文人为之斟酌店名，一忌粗俗，二忌与其他店名重复，还要有经营特色，取义典雅，朗朗上口，用字吉利。书写字号匾必求当时书法名流，以增加商号知名度。有的字号经营历史二三百年，业主常以此自矜，虽万金不易。信誉卓著的字号名在顾客中留有深刻影响，如大玉川、长盛川在俄国以及东欧占领了茶叶市场，人们只要一见“大玉川”、“长盛川”字样包装，无须验货即抢购一空。“东谦亨”的烟丝行销于蒙古，当地人买烟丝只认其字号的“东生”牌子；广升誉、广升远，其声誉恰如其名，远及南洋；其他如“复字号”在包头，“富字号”在四平均名播久远。近代太原“六味斋”、“老香村”、“华泰厚”、“林香斋”、“双合成”等，以其经营特色而使其字号饮誊一方。字号至关市商名声，其本身就是招徕广告，山西久久流传有“宁肯赔了白银，不能坏了字号名声”的谚语。      字号命名多以三字为准，其取法大体可分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寓含名字，堂名入字号名，或以一人名字拆入两个字号之内，或以两人名字合入一个字号之中，如“蔚泰厚”，其中“蔚”字取自侯氏先祖侯兴域之字蔚观；运城镇“六来信”是侯氏为其六个儿子——泰来、恩来、庆来、迪来、章来、荣来创下的基业；“三晋源”据说是渠源浈为他“晋”字辈的三个孙子所立，但字面又是堂而皇之的三晋之源，妙义双关；“独慎玉”即榆次常维丰堂名；“法中庸”取乔氏“在中堂” 及其创立者乔致庸之名组合而成，像这样的例子几乎各地都有。      第二种是取吉祥含义以求财源茂盛者，为字号起名之主流。如“川”字多为钱庄、票号等金融业所用，取自《诗经?小雅?天保》“……好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川”有川流不息、周而复始含义，故商号多喜用之，如“百川通”、“大盛川”、“长盛川”、“大德川”、“巨贞川”、“大玉川”、“宝聚川”、“长源川”、“通川盛”、“长裕川”、“宏源川”、“巨盛川”等不胜枚举。其他如“日升昌”、“兴隆盛”、“通顺永”、“乾和祥”、“隆盛永”、“裕和昌”、“永聚祥”、“长盛源”、“福盛魁”、“大盛魁”、“宏源久”等均有明显的吉利字面。      第三种是一个主营字号又派生出若干分支，所营未必相同，但属同一财东投资者。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先有复盛公，然后有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通、复盛西等多达十数个字号，通称“复字号”；榆次常氏在张家口先有大德玉，后陆续成立了大泉玉、大美玉、大升玉、独慎玉、泰和玉、大昌玉、保和玉、三德玉、顺德玉、大涌玉等玉字行十一个。太谷曹氏商号都带子母公司性质，曹培德时期之“锦”字号有“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十数家，而其在沈阳设庄之“富生峻”又派生出“富盛长”、“富盛泉”、“富盛成”、“富盛义”四家；相同于以上情况的还有蔚字号的“蔚泰厚”、“蔚丰厚”、“蔚长厚”、“蔚盛长”，以及“日升昌”之孪生字号“日升通”、“日升达”；“大德诚”之兄弟号“大德通”、“大德亨”等。      第四种是含有标榜性的，分两类，一是标示商德，一是标示商品，前者如“谦和成”、“存义公”、“信义诚”、“存仁堂”、“仁和聚”等。后者如“彩霞蔚”、“锦霞明”、“蔚丰厚”、“华泰厚”(以上绸缎、服装)，“书业功”、“书业德”(以上经书业)，“天禄园”、“六味斋”、“颐香斋”、“醪香园”、“醉仙楼”、“醇香居”(以上饮食、酒家)，“义元升”、“福联升”、“时美斋”(鞋帽店)，“春和堂”、“回春堂”、“永春原”、“保泰康”、“延寿堂”、“益寿堂”(药店)，“异馥斋”、“祥云集”、“惠芬斋”(香腊铺、烟店)。      第五种是两人以上合股兴办的商号，往往从字面即可以看出，如“三和永”、“同心昌”、“双合成”、“协成德”、“协同庆”、“四合义”、“盛兴合”、“四泰源”、“义集生”等，其中大多含“合”、“协”和“义”、“集”字样。      第六种是一些专用字用于专业行当，如当铺多将其尾字隐去而用“当”，如“广聚(和)当”、“复清(永)当”、“魁泰(顺)当”、“广和(长)当”、“天德(昌)当”；“堂”多用于药店，如前面例子里的“永春原”、“保泰康”，也可称“永春堂”、“保泰堂”；“泉”以六陈行用者最多，如“龙泉盛”、“晋泉涌”、“源泉丰”、“裕盛泉”、“富盛泉”、“锦泉兴”，也用于钱庄，如曹氏之“锦泉汇”、“源泉溥”、“环泉福”等。      清人朱彭寿根据字号惯用字作了一首律诗云：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      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      凡传统字号用字大多不出其窠臼。      现代商店的字号不像旧时那样讲求，所起名称多含有时代气息或多使用地名， 如“五一”、“七一”、“八一”、“红旗”、“先锋”、“解放”等，或用地名如“山西”、“太原”、“平阳”、“云冈”、“柳巷”等。许多商店热衷于请名人题字以作字号，如请当地领导或书法家为店名题字亦成为一种文化景观。      有些老字号历经沧桑，保存至今，仍然深受群众爱戴。      古代商人在招揽生意的商业竞争中，最原始的“广告”形式就是悬挂在店铺门外的招牌、招幌。清末时商界已形成人所共识的幌子，悬于店檐下或超出屋顶，以广招徕。幌子质地有纸、布、皮革、竹、木、铜、铁、铅、锡、土等。形式与纹饰随店铺性质、经营商品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常见的大致可分为“文字幌”、“拟物幌”、“实物幌”、“象征幌”四类。大都朝挂夕摘、长年悬挂，也有应节序出现者。以下为各类传统招幌的大致形制。      1．文字幌酒帘，近方白布一块，周饰以垂焰，红色者多，中书一“酒”字，以后经一些文人骚客指点，改写为“闻香下马”、“名士风流”等雅典文词。但仍以垂帘式张挂。在山西一些乡镇中，有的酒店只挂一个酒葫芦为幌。      当牌，有铜制、木制两种，高约70多公分，宽约60公分,中间大书一“当”字，也有上方注有“×记”字号名者。有的当铺利用门外高墙写一大“当”字。      估衣，相似于当铺的牌子，黑底白字“估衣”两字。      清真饭馆，木牌画有回民用壶，书“清真”二字及伊斯兰文旁注。      理发店，中间略隆起的尺余之长窄木条，下敷连白布，画吕洞宾或仙官像，布两边垂带，上写“虽说毫末技艺，却见顶上功夫”等。      镶牙，用布或木板，画人口上下齿，并写“镶牙”两大字。      糕点业，长二尺至三尺之木牌二到四块，若楹联状悬于店檐下。分别写“应时糕点”、“茶果细品”之类。      文具店，形式相同于糕点业，写“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或“文苑极品”、“翰墨必备”等。多用黑底金字。      杂货店也与上述两业相似，但用白底黑字，内容有“虾仁海参”、“香菇木耳”、“龙眼荔枝”、“盘香对腊”以及“茴香大料”等，有什么写什么。      2．拟物幌香蜡店，木制红烛，高三尺，下系红布悬于檐下；或尺余木蜡烛，横排一串。烛涂白色而红其烛头，北京异馥斋则以汉白玉雕成盘龙蜡烛高丈余，竖立店旁，颇称雄伟。      鞋店，用石雕靴样(亦有用泥塑者)高约一米，置店门旁。      烟店，木制生烟包装型,广其体积，成串挂在店门外，包装表面之印制字样一如原品。      烟袋铺，木制十倍于实用烟袋之模型悬挂之，亦用色漆区分出烟嘴、木杆、烟袋锅三部分。      锡烙铺，木制涂以银箔之特大酒壶(瓶形)，下系一条红布悬挂于店门旁。药店，分别用圆球、方形中涂以黑色圆点、三角、葫芦或圆珠，表示丸、膏、散、丹，作一串，成对挂于店外，为全社会公认的标幌，不仅山西如此，各地亦然。      铁器铺，铁制的库币状物、铲状物、尖铧状物、铁铃铛作悬挂，触之可闻其声。      饭馆、饼面业，有时用同一招幌。悬一罗圈周边用纸条作穗状下垂，中间系红布一条；每当元宵节前，周边之穗改为棉花球状物，每个上面贴有红纸剪成之圆点，形同元宵，有的还在罗圈上装一叉形，表示食用工具。      3．实物幌这一类招幌很多，是明显的商品直陈类。如花布店用成丈花色布悬于店门；挽具店挂一套脖与项铃；席店以席卷成柱状吊挂店外；车铺即挂一木轮；毡店即挂一双毡靴；罗圈铺(竹笼器)用两个罗圈，上下作交叉立式悬挂；灯笼铺挂灯笼；估衣铺挂一件估衣；照相业用其放大后的照片作橱窗装饰；焊锡业和衡器店即以加工成品和秤类成套成批地放置店外；而纸扎店则每用成品或画品悬于店外作技艺展示。      如今在城市街头修理自行车、小平车的摊铺，挂一车圈中写一“车”字，或干脆挂一条外胎即可，也算是实物幌的一种形式。      4．象征幌粮店，悬挂斗，并在四面分别写“天下太平”四字，也有写“心即是天”者。      车马店，每在店外挂一笊篱，下系红布条，表示住宿之外兼包揽饮食。      首饰店，木牌上画一炉鼎，周有火焰喷出，下有祥云环护。      在一些集市上或街市上，常有出售器物者在器物上插草标以示售卖。如今在山西许多城镇中，还可以看到卖自行车、小平车或大型农具、家具的人在出售物上插草标的。      除了上述这些幌子外，到民国时期，商人已善于应用包装、广告等做宣传，最常见的有茶叶铁皮筒，饼干铁皮盒等。      尤其是在每盒卷烟中附一精印图片，有故事人物，更有每三张或若干张才可拼出一完整图案的，以吸引人们更多地购买。      旧时坐商除讲究字号招幌外，还重视在铺面张挂行联，一为宣传行业宗旨和服务内容，二为榜示风雅以吸引顾客。      市声就是市场上叫卖吆喝的喊声以及为吸引买主而借助器物发出的响声。因之可区分为人声和器物声两种类型。器物声是代替人吆喝的，也可称为“代声”。      市声主要流行于游街串巷的行商和集市摊棚之中，尤以小本经营的货郎和摊贩为甚。他们遍布城乡，或肩挑推车，沿街叫卖；或就地摆摊吆喝声声。山西民间的市声十分丰富，其中的人声以“卖啥吆喝啥”为主。吆喝者扯开嗓门大喊，使路人闻声驻足，促使成交率的提高。      卖菜蔬瓜果的小贩根据季节不同,喊出不同的蔬菜瓜果名称，如“哎——黄瓜茄子，西葫芦豆角角”，“又红又甜的杏儿来——”，“清徐的葡萄咧——”，“沙地脆瓜来——”等等。叫卖者有时还把价格喊出来，如“新鲜的桃儿来，五毛一斤便宜咧——”，晋中一带的小商小贩在临近收摊时经常在叫卖声前加一句“杀割咧——”，意思是收摊前减价甩卖，以吸引人们注意。      许多服务性行业，如收烂货、换酒瓶、收破布、修雨伞、磨剪戗刀、锢漏锅等等，都有各自的吆喝声，老百姓一听便知是干什么的来了。      不同的商贩有不同的代声器物。流传较广、出现较早的是卖妇女用品的货郎用的“拨浪鼓”，一尺左右长的木棍上固定一面小鼓，两耳用线绳系一对鼓槌，甩动时鼓槌左右击鼓发出“拨浪拨浪”声，住在深宅大院的人家也能听见。因买者多为女性，故“拨浪鼓”又称为“唤姑娘”，并有“唤姣”、“惊闺”等雅称。拨浪鼓在山西流传历史久远，并有多种样式。      晋中一带旧时有一种大小两面鼓串在一根木棍上的拨浪鼓，因其发声沉闷，人们称其为“拨楞鼓”，以区别单鼓的“拨浪鼓”。还有一种由一面小鼓上加一面小铜锣制成的“拨浪鼓”，其声响更加清脆。      山西城镇过去有许多游动的剃头匠，一手拿副铁叉，一手用一根铁棍从叉间滑出，铁叉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人们一听便知是剃头匠来了。乐器贩子演奏所卖的乐器，亦为市声，如卖二胡的背着一大把二胡，手执一件，边走边拉；卖竹笛的背着一袋笛子，手执一笛边走边吹，或走走停停吹吹。      山西过去流传一种“琉璃圪崩”的发声玩具，20世纪50年代市场上常见，商贩挑一副担子，箩筐里放一堆琉璃圪崩，取一只放嘴中一吹一吸，发出清脆悦耳的“圪崩圪崩”声响。卖水缸、花盆、瓷碗的商贩，推着小车，边走边敲缸盆碗罐，一方面显示自己的货色质量好，一方面也起到了叫卖的作用。      山西境内卖香油的敲木梆子，发出响亮厚实的“梆、梆”声响；卖饼子的常用擀面杖敲打案板，“呱嗒、呱嗒、呱嗒嗒呱嗒”，既有节奏又动听，等等。现代的商贩，开始用手携式扩音喇叭吆喝，有的干脆用录音机录下叫卖声不停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