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音乐文化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在尧舜时期，就有著名的《击壤歌》和《南风歌》。最古老的乐器“土鼓”、“鼍鼓”、“石磬”、“陶埙”等，在山西都有出土。这表明那时在现今山西的这块土地上就不仅有歌唱艺术活动，而且器乐艺术活动也在逐渐形成与发展。      山西民歌《击壤歌》中唱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康衢童谣》唱到：“立我庶民，莫匪水尔，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些相传都是尧时的民歌、童谣。《南风歌》唱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相传是舜时歌唱运城盐池和人民生活关系的民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大都是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这些民歌，如《唐风》中的《椒聊》、《葛生》、《绸缪》、《鸨羽》等，《魏风》中的《硕鼠》、《伐檀》、《十亩之间》、《汾沮》、《葛屦》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或歌咏劳动生活，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或倾诉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有不少是反映婚姻或爱情生活的。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不仅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用民歌来歌咏他们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感情，而且通过民歌去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达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诗与乐的结合体。      在这一时期，山西还出现了两位著名音乐家，一位是春秋后期的晋国乐师师旷；另一位是战国后期的《乐论》作者荀况。前者为古琴演奏家和曲作家，后者为音乐理论家。      两汉到南北朝时期，在山西娄烦一带兴起鼓吹乐，促进了山西器乐和声乐艺术的发展；以后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形成了“北歌”，当时也称“真人代歌”。北魏时期雕刻的云冈石窟刻画了不少古代乐舞活动的盛况，是研究古代乐舞的重要史料。这一时期，山西还出现了一些颇有才能的音乐家，如西汉时《相和歌》的词曲作者班婕妤（今山西娄烦人），两晋时《乐论》的作者裴秀（今山西闻喜人），还有北齐时著名的《敕勒歌》的作者斛律金（今山西朔州人）等。这些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的不断出现，标志着山西音乐艺术的逐步繁荣。      隋唐时期，山西的音乐文化异常兴盛，各个门类都有较大发展。民歌由农村流传到城市，得到了专业乐工和诗人的进一步加工，使民歌有了提高，当时称这些民歌为“曲子”。这种曲子形式自由，节奏明快活泼，歌词接近口语，因而在大小城镇得到了迅速发展。曲子出现了分节歌唱的“支曲”，也有连续歌唱的“套曲”。如歌唱五台山的套曲《苏幕遮》，全套共6首，1首总起，后5首分咏东台、西台、中台、南台、北台；另有《五更转》、《十二时》等。      在宋、金对峙时期，中国形成南、北两个音乐文化中心。      一在南方的临安（今浙江杭州）一带；一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至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两者各有特点又互相渗透、融合。南、北曲两大音乐巨流，这时已在孕育、形成之中。      山西民歌是北曲的重要基础。在宋代文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许多是流传在山西的民歌和童谣，如《并州歌》等。此外，目前仍在流传的离石“弹唱”、兴县“昆曲”和左权“大腔”等，都属于民歌套曲，其结构与宋代的“唱赚”、元代的“散套”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的曲目，有不少也是宋元以来的民歌和曲牌，如：《混江龙》、《拜月儿》、《傍妆台》、《偏坡扭》、《劈破玉》等。永乐宫壁画中的一幅元代的器乐演奏图，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民间器乐的合奏场面，说明山西的民间器乐艺术在宋、元时期又得到较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民歌、说唱逐步向更为综合、更加高级的戏曲音乐的方向发展。随着宋元杂剧的兴起与发展，山西的许多地方剧种也在孕育和发展，如晋南的“锣鼓杂戏”、晋北的“赛戏”以及晋东南的“对戏”等。      明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山西市民阶层逐渐扩大，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曲艺音乐和戏曲音乐也空前繁荣。      这时的民歌被称为“小曲”，这种小曲在城乡人民中间广泛传唱，形成民歌异常兴盛的局面。山西的民歌小曲，新鲜多样、生动活泼，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直至现在，许多明清小曲仍在山西群众中流传，如《茉莉花》、《绣荷包》、《闹五更》、《粉红莲》、《银扭丝》等。      明清以来民歌、曲艺和戏曲的繁荣，直接影响和促进着山西民间器乐的发展。随着民间婚嫁、节日、庙会等民俗活动的日益增多，山西的民间“吹打乐”普遍兴起。与此同时，和尚、道士演奏之宗教音乐活动也日益增多。在民间的庙会和“超度亡灵”等活动中，往往既请和尚、道士（寺庙音乐演奏者），又有“鼓手”（民间吹打乐班），前者以笙、管为主，称为“细乐”；后者以唢呐和锣鼓为主，称为“粗乐”。他们常常同场或同时演奏，使两大乐种有了广泛交流的机会，既互相竞争，又相互吸收。      随着西方民主思潮的兴起，新的“学堂乐歌”传入山西。      太原、大同、临汾、长治等城镇的学堂开设“乐歌”课，其内容是：教唱新的歌曲，传授简谱、五线谱等音乐知识。当时在山西学堂流行的歌曲有《中国男儿》、《何日醒》、《革命歌》以及《苏武牧羊》、《木兰辞》等。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的风琴、钢琴、提琴以及铜管、木管等乐器也传入山西，并由学堂传到社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山西新音乐运动的蓬勃兴起。      《救国军歌》、《打倒列强》等歌声遍及全省城乡。“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山西得到迅速发展，《抗敌歌》、《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对于宣传教育民众起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建立了许多文艺表演团体。这些表演团体是山西各根据地革命新音乐的开拓者和传播者。在他们的组织、带动和传播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音乐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以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壮丽歌声普遍传唱，激发了群众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      由于许多新文艺表演团体和新音乐工作的共同努力，各根据地的新音乐创作和群众性的歌咏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其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众，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尤其是在重大节日或群众集会时，歌咏拉拉队热火朝天，歌声此伏彼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组建了山西省文工一团、文工二团，还有省军区文工团、省总工会文工团。不久，省文工二团改为乡村文化工作队，同时又在7个专区组建起文艺宣传队。这些文艺团、队创作和排演了不少歌剧、歌舞和音乐节目，如《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王秀鸾》、《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告状》、《罗汉钱》、《结婚》等歌剧，以及《春节序曲》、《晚会》、《森吉得玛》、《骑兵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器乐和声乐节目。这些节目的创作和演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山西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      在20世纪50年代，每逢重大节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春节等，山西省音协和省音乐工作组都要在节前向群众推荐一批新歌，并组织各种各样的歌咏比赛活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学校，普遍建立了歌咏队、合唱团、新歌传授站等组织机构。那时，太原市有星海合唱团、工人合唱团、少儿合唱团、广播合唱团、新歌合唱团、东方红业余歌舞团等。这些群众性的业余音乐团体常年活动，联合举办各类音乐会。合唱团的成员，常把在合唱团学到的新歌推广到本单位群众之中。1958年，在“大跃进”热潮中，全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歌唱运动”，山西的城市和农村，都卷入了这一运动。许多地、市、县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参加了当地的学歌、唱歌、教歌活动；各地相继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歌唱组织，如“家庭合唱队”、“婆媳合唱队”、“老大娘合唱队”、“老愚公合唱队”、“小罗成合唱队”等。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社会主义好》、《社员都是向阳花》、《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等歌曲，响遍全省各个角落。      但是，这种所谓全民歌唱运动，实际背离了音乐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也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正常文化需求。      在“文革”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造反歌”、“语录歌”独占音乐阵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扬眉吐气，革命歌声再次响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音乐舞台逐步恢复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是通俗歌曲和抒情性的乐曲，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又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