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商业资本非常活跃，形成徽商、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地域性商人集团。其中徽商、西商势力最大，徽商即南直隶徽州府（治今皖南歙县）的商人，境内有新安江，又称新安商人。西商即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的兴起，与明初北方边镇的开中法有直接的联系。      明朝设九边，在中国北部沿长城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消费巨大的军事地带，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量白银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使它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市场，这条军事地带给地理位置近便的山西人提供了经商的有利条件。      洪武三年（1370）首先在大同、太原两镇实行开中，山西人捷足先登，形成中国第一批中盐商人。以后走向商屯，羽翼渐丰。东北地区山西商人的屯田点也是星罗棋布，“迩时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耕者数千万。商人争出财力，募民垦田，天顺中，斗粟值银三分，边储大裕”。      西北延绥一带，晋商有一些则“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实行联合中盐。明朝文献记载九边“兵马之屯，赖召买盐引，接济军需，岁有常额。往时召集山西商人，乐认淮浙两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盐发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利”。山西商人由此获得了起家的巨大资本。      山西商人的兴起既以开中法为杠杆，它的发展自然与明朝边防军事供应体制的变化相关联。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改纳粮边地为直接向盐运司纳银领引后，山西盐商即将目光南移，有一些开始携家南迁盐业最兴盛的淮扬一带，以便就近纳银，免却旅途携资的凶险。      当时“天下盐赋,淮南居其半，岁额百三十万引。向来山西、徽州之富人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      扬州为淮盐集散中心，太原的阎家、李家，河津县的刘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临汾的亢家，都在扬州盐市称雄，并且“流寓其间”。      其他地区：在福建，“官办各帮，酌拟匀令西商代销盐数”；在四川，“川中民贫，称为盐商者，多山陕之民”；就是边远的云贵地区，也无不以山西盐商领先。      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改引法为纲法，山西盐商又获得购销食盐的世袭经营权，一步步成为垄断性商人。      北方军事地带的马市也是山西商人兴起的一个基因。大同马市多是山西商贩，宣府镇也有潞州绸庄和泽州帕铺。顺治《云中志》载张家口“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文献虽属清初，“踵世边居”反映的却是明代情形。      又据道光《万全志》说：张家口“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时以贸易来张家口。”山西人处在蒙古游牧区和中原农业区两大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由马市致富远较徽商有利，徽商中盐或可与晋商匹故，马市却望尘莫及了。大抵明朝一代北方马市主要由山西商人垄断。      山西商人品格之一是勤俭，所谓“新安奢而山右俭”。      同时讲求信实，祖父借人银两，中途死去，债主都放弃几十年了，而“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他们很看重商德，善于将本求利，但不以利害义，亏损人格。这些素质和观念，是明代山西商人获取成功、闻名天下的主观条件。      山西境内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但同时资源丰富，各种手工业和土特产加工十分兴旺。各地商人将白银滚滚不断地运回故乡，徽商等南方商人也携资北上开中或参与马市，这些因素促成了山西的商业市镇繁荣起来。      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增收商税，全国共列三十三个工商业大城市，山西即有太原、平阳、蒲州三处。万历中，张瀚宦游四海，遍评各省经济，称山西“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最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唯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大同城因为军事性贸易，“繁荣富庶，不下江南”。就连大同以东小小的阳和驿（今山西阳高），也是“军民商贾辏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