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山西的传播据史书记载，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在河南洛阳始建佛寺白马寺，并有西域高僧聚此弘扬佛法，使佛教逐步流布江南。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六国统治。西域沙门佛图澄（231-348）与后赵王石勒会面，用佛理将其感化，阻止了屠戮，使百姓民众多所向佛。石虎即位后，也很尊重佛图澄，一时士庶多营寺庙。据史料记载，山西最早的寺庙当为永济市中条山白石寺，该寺建于永嘉五年（311）前。佛图澄在山西蒲州（今永济）等地弘法38年，常住于中条山白石寺（永济）讲经弘法，建寺度僧。      佛图澄圆寂后，弟子道安（314-385）对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主张僧侣废除世俗姓氏而以“释”为姓，还给僧侣团体制定了仪式和法规，为以后中国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打下了基础。道安曾两次分散徒众，传法四方，他自己也到过飞龙山（今浑源西南），对佛教在山西北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慧远（334-416）是雁门楼烦（今宁武附近）人，21岁皈依道安，成为高徒。他于东晋太元六年（381）入庐山，住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慧远除宣扬般若空宗理论外，还提倡“弥陀净土法门”，故后世净土宗尊其为初祖。      北魏天兴元年（398）建都平城（今大同市），初始曾奉佛教为国教，后因太武帝偏听偏信，发动灭佛事件。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继位，当即复兴佛法，令凉州僧人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主要石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30多年中。孝文帝时，还将五台山大孚灵鹫寺扩建，因寺侧有一花园，赐名花园寺。同时又在五台山新建佛光寺、碧山寺、菩萨顶等。灵辨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入五台山研习《华严经》，后撰《华严经论》百卷，受到皇帝的褒赞，《华严经》得以盛传，五台山也成了 研习《华严经》的风水宝地。出家于五台山佛光寺的昙鸾（476-542）研修《观无量寿经》，东魏孝静帝尊之为“神鸾”，敕住并州大寺（即大岩寺，蒙山开化寺的前身），晚年移住汾州玄中寺（在今交城），弘布净土信仰，使净土宗逐渐成为极具影响的佛教宗派。      开皇元年（581），生养于冯翊（今陕西大荔）般若尼寺的隋文帝即位，下令在五台山建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中台演教寺，以此间是文殊菩萨道场为由，在五寺供五方文殊。炀帝即位后也到五台山巡礼文殊圣境。唐朝的多位皇帝都崇佛敬僧，尤尊五台山佛教。代宗曾颁旨各地寺庙都设文殊院，供奉文殊菩萨。宪宗则封清凉国师澄观为僧统，遂使五台山成了佛教之都。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皇族李通玄在寿阳紫金山苦注《华严经》，成为一代华严宗师。武宗（840-846在位）听信道士赵归真之谏，实行灭佛。在这场“会昌法难”中，五台山的寺庙遭到重创。      宋代立国，对佛教予以适当保护。除恢复五台山的被毁寺庙外，还新建长治的洪福寺、长子的崇庆寺等，新绛的碧落观也因太祖赵匡胤寓此而改名龙兴寺。辽代在大同建华严寺、在应县筑佛宫寺释迦塔，将佛教信仰推向新的高度。元初佛教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尊信，或居朝廷要职，对于当时山西佛教的护持与喇嘛教的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代时黄教在五台山开辟了五座道场，隰县的小西天也建于明末。清朝初年佛教以喇嘛教为盛，继有禅宗诸系并起。      山西至今保存着自汉代以来兴建和修复的许多著名寺庙与石窟，以佛教为内容的壁画、雕塑、经幢、寺塔等文物古迹遍布全省，充分反映了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播与发展。总之，山西的崇山峻岭间建有诸多古刹名寺，留有众多祖师高僧弘法传经的踪迹，佛教成了山西颇有影响的特色文化，而山西也因此享有“中国佛教文化博物馆”的美誉。